第三章（第2/9页）

"这以前从没爱过谁？"直子问。

"没有。"我回答。

她便没再问下去。

当秋天过去，冷风吹过街头的时节，她开始不时地依在我的胳膊上。透过粗花呢厚厚的质地，我可以微微感觉出直子的呼吸。她时而挽起我的胳膊，时而把手插进我的大衣口袋里。特别冷的时候，就紧贴着我身旁籁籁发抖，但仅此而已。她的这些动作并无更深的含义。我双手插进大衣兜，一如往常地走动不止。我和直子穿的都是胶底鞋，几乎听不见两人的脚步声，只有踩上路面硕大的法国梧桐落叶的时候，才发出"嚓擦"的干燥声响。而一听到这种声响，我便可怜起直子来。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而我只能是我，于是我觉得有些愧疚。

随着冬日的延伸，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加透明了。那是一种清澈无比的透明。直子时常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眼睛，那并无什么缘由，而又似乎有所寻觅。每当这时，我便产生无可名状的寂寞、凄苦的心绪。

我开始思索，或许她想向我倾诉什么，却又无法准确地诉诸语言。不，是她无法在诉诸语言之前在心里把握它，惟其如此才无法诉诸语言。她不时地摸一下发卡，或用手帕擦一下嘴角，或不知所以然地凝视我的眼睛。如果可能的话，有时我真想将她紧紧地一把搂在怀里，但又总是怅惘作罢。我生怕万一因此而伤害直子。这样，我们继续在东京街头行走不止，直子在空漠中继续"苦吟"不休。

宿舍楼的同伴，每当直子打来电话，或我在周日早上出门时，少不了奚落我一番。说理所当然也属理所当然，大家都确信我有个恋人。这既无法解释，又无须解释，我便听之任之。晚间回来时，总会有人出言不雅，什么用什么体位搞的啦，她的那里什么样啦，内裤是什么颜色啦等不一而足。我便信口敷衍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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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着，我从１８岁进人了１９岁。太阳出来落去，国旗升起降下。每当周日来临，便去同死去的朋友的恋人幽会。若问自己现在所做何事，将来意欲何为，我都如坠雾中。大学课堂上，读克洛岱尔，读拉辛，读爱森斯坦，但这些书几乎对我没有任何触动。班里边，我没结交一个朋友，宿舍里的交往也是不咸不淡的。宿舍那伙人见我总是一个人看书，便认定我想当作家。其实我并不特别想当作家，什么都不想当。

我几次想把这种心情告诉直子，我隐约觉得她倒可能某种程度地正确理解我的所思所想，但是找不到用来表达的词句。莫名其妙，我想，莫非她的"苦吟"病传染了我不成。

一到周末晚间，我就坐在有电话的大厅椅子上，等待直子打来电话。大家差不多都已外出游玩，因此大厅里比平日要多少寂静一些。我一边注视沉默的空间里闪闪浮动的光粒子，一边力图确定心的坐标。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别人又到底向我追求什么呢？结果找不到像样的答案。我时而向空间漂浮的光粒子伸出手去，但指尖什么也触及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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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经常看书，但并不是博览群书那种类型的读书家，而喜欢反复看同一本自己中意的书。当时我喜欢的作家有：杜鲁门·卡波特、约翰·阿珀达依库、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莱蒙特·钱勒德。无论班里还是宿舍院内，我没发现一个人喜欢这类小说。他们读的大多是高桥和巳、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或者法国当代作家。这样，说话当然说不到一起，我只能一个人默默阅读。而且读了好几遍，时而合上眼睛，深深地把书的香气吸人肺腑。我只消嗅一下书香，抚摸一下书页，便油然生出一股幸福之感。

对１８岁那年的我来说，最欣赏的书是阿珀达依库的《半人马星座》。但在反复阅读的时间里，它逐渐失去最初的光彩，而把至高无上的地位让给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且《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始终是绝好的作品。兴之所至，我便习惯性地从书架中抽出《了不起的盖茨比》，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我真想把其中的妙处告诉别人。但环视四周，竟无一个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甚至连想读的人都没有！在１９６８年，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虽然算不得反动之举，也终非值得提倡的行为。

那时候，我身边仅仅有一个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同他亲热起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姓永泽，是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比我高两年级。我们同住一栋宿舍楼，充其量不过是点头之交。一天，当我坐在食堂朝阳的地方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挨我身边坐下，问我读什么。我说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趣吗？"他问。我答已经通读三遍了，越是读的次数多，越觉得有趣的部分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