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19/21页）

后来，他们从海滩回到租来的房子时，发现男人们已经回来了。

“爸爸老了。”阿兰说。

埃里克正在酒水台后面勾兑桑格里亚汽酒，他笑眯眯把眼睛一翻，耸了耸肩。

“我都想背着你走了，爸爸。”

“给我一年。咱们明年一定回来，我和你玩环岛大赛，我的朋友。”

他们再也没能重返马略卡。回到巴黎一个星期之后，埃里克便心脏病发作。出事的时候他还在工作，和灯光师说着话。这一次他活过来了，可是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又发作了两次，最后一次是致命的。于是在四十八岁那年，帕丽发现，自己像妈芒那样成了寡妇。

2010年初春的一天，帕丽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来电并不意外。实际上，帕丽已经等了整整一个早晨。在电话打进来之前，帕丽先得确保家里只有自己。这就意味着得让伊莎贝尔比平时提前离开。伊莎贝尔和她丈夫阿尔贝住在圣德尼岛的北区，离帕丽的单人公寓只有几个街区远。每隔一天，早上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伊莎贝尔都会过来看看帕丽。她会给帕丽带一条长棍面包，一些新鲜的水果。帕丽现在还没到坐轮椅的分上，不过她知道自己早晚有这一天。虽然因为疾病，不得不在去年办理了提前退休，她却完全能自己去市场采购，也能坚持每天散步。问题是手，这双丑陋的，扭曲的手，几乎让她什么也干不了。赶上坏天气，感觉就像指头里塞着碎水晶，在关节周围嘎嘎作响。不管什么时间出门，帕丽都要戴上手套，给手保暖，可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觉得这双手丢人现眼，疙疙瘩瘩的关节，不堪入目的手指，医生说这叫鹅颈畸形，永久性的小指曲屈。

唉，虚荣啊。她对科莱特说。

这天早晨，伊莎贝尔给她带了些无花果，几块香皂，一条牙膏，还有一个特百惠保鲜盒，里面装着栗子汤。阿尔贝在餐馆里做副厨，正在考虑向老板提建议，把他这道栗子汤加进菜单。伊莎贝尔一边从袋子里往外拿东西，一边告诉帕丽，她的新合同已经到手。她现在给电视节目写配乐，希望很快能有一天为电影作曲。她说自己就要开始给一部迷你剧集配乐了，眼下这部戏正在马德里拍着呢。

“你去吗？”帕丽问，“去马德里？”

“不。预算太少了。他们出不起我的路费。”

“真可惜。不然你就能和阿兰一起住了。”

“嗨，你想什么呢，妈芒？可怜的阿兰。他自己都没地方伸脚。”

阿兰在做理财顾问，和他妻子安娜，还有四个孩子一起，住在马德里一套很小的公寓里。他定期通过电子邮件，给帕丽发来孩子们的照片和短视频。

帕丽问伊莎贝尔有没有蒂埃里的消息，伊莎贝尔说没有。蒂埃里去了非洲，在乍得东部的一座达尔富尔难民营工作。帕丽知道此事，是因为蒂埃里断断续续地和伊莎贝尔有联系。他只和伊莎贝尔联系。帕丽因此对儿子的生活有了个大致的了解，比如，他在越南待过一段时间。又比如，他曾经跟一个越南女人结过婚，时间很短，当时他才二十岁。

伊莎贝尔灌好水壶，开始烧水，又从柜子里拿出两个杯子。

“今天早晨不行，伊莎贝尔。真的，我得请你走了。”

伊莎贝尔委屈地看了她一眼，帕丽暗骂自己话不中听。伊莎贝尔一向比较敏感。

“我是想说，我在等一个电话，不想让人听到。”

“电话？谁的？”

“过后再告诉你。”帕丽说。

伊莎贝尔抱起胳膊，龇牙一笑。“你找到情人了，妈芒？”

“情人。你没长眼吗？瞧我现在这德性。”

“没什么不好的嘛。”

“你得走了。过后跟你说，我保证。”

“成，成。”伊莎贝尔把包往身后一甩，抓起外套和钥匙。“可我得告诉你，我有权知道。”

上午九点半，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名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此前，他通过帕丽的Facebook账号，与她取得了联络，留言是用英语写的，内容如下：您是诗人妮拉·瓦赫达提的女儿吗？如果是，我非常想和您谈谈。有些事情您一定感兴趣。帕丽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发现他是个整形外科医生，为喀布尔的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工作。现在，在电话里，他用波斯语向她问了好，接着继续讲波斯语，帕丽不得不打断他。

“瓦尔瓦里斯先生，对不起，我们可不可以讲英语？”

“噢，当然可以。抱歉抱歉。我以为……可是，没错，这么说就对了，您很小的时候就走了，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