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第3/7页）

我们知道，当有关瘟疫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相关部门根本无意采取补救措施，甚至不愿意收到相关的信息，现在，我们不妨再举一个说明那些装腔作势的机关部门办事拖拉的例子，当然，这种拖拉不是由上级机关设置的障碍造成的。授权给地方部门本应在10月30日颁布的那项公告，直到11月23日才起草完毕，到当月29日才正式发布。而此时，瘟疫已经蔓延到了米兰城。

塔迪诺和里帕蒙蒂都想弄明白谁是第一个将此病带入米兰的人，也想多了解一些此人和这件事的情况。然而，实际上，当他们在追查如此大量的死亡的根源时，却发现不但不能查明死者的姓名，也不能确定死亡人数，因此，他们产生某种莫名的好奇心，想去了解那些可能被记载或保留下来的最初的几位死者的名字。似乎通过对最先死亡的人的观察和对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的追查，就能使他们找到一些重要的、值得纪念的东西。

这两位历史学家都认定，第一个将此病带入米兰地区的人是一个在西班牙服役的意大利士兵，但对于他的其他情况，甚至这个士兵的名字，他们各持己见。塔迪诺认为，这位士兵是驻扎在莱科地区的比特罗·安东尼奥·洛瓦托；而里帕蒙蒂则认为是驻扎在基亚文纳的皮耶尔·保罗·洛卡迪。对于这个人是何时进入米兰城的，他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塔迪诺认为是在10月22日，而里帕蒙蒂则认为是在11月22日。

然而，在日期这一点上，我们很难同意以上的任何一种说法，不是之前说的那个日期，也不可能是之后说的那个日期。因为这两个日期都与其他确定的日期相抵触。当然，里帕蒙蒂是按照老人委员会的命令来记录的，理应掌握各种获取必要信息的手段；而塔迪诺所从事的工作比其他任何人都容易获知有关此事的消息。同另外一些较准确的材料比较的结果表明，早在禁止疫区人士入城这一告示公布之前，就有染上瘟疫的人进入了米兰。若有必要的话，或许可以证实，或者说几乎可以证实，这事发生在那月的月初的几天里。不过，读者定不会让我们如此辛劳。

不过，事情或许是这样的：那位不幸的士兵，即那个病源携带者，将一大捆从德国军队那儿购买来的或者是偷盗来的衣服带进了城里。他借宿在离修道院不远的东门郊区的一个亲戚家。他刚到那儿，就生病了，随后便被送到了医院，也就是在那儿，替他看病的主治医生在他的腋下发现了一个斑点。该医生初步怀疑那就是鼠疫，最后事实证明，也的确是鼠疫，而那人也在第四天就去世了。

卫生委员会立即下令将该人的家属隔离起来，将其拘禁在他们自己的家中。该人在医院所穿的衣服，所睡的床等，也全被焚烧了。那两位照看他的护士，还有一位主动帮助他的善良的神甫，几天之后，也都被证实染上了鼠疫，病倒了。从一开始，医院就对该病很是怀疑，认定其可能就是瘟疫，于是采取了预防措施，阻止了该瘟疫的蔓延和扩散。

不过，这位士兵将瘟疫的种子留在了外面，这种子很快便发芽生长起来了。第一个被传染的人是该士兵寄宿过的一户人家的主人，他是一位长笛爱好者。随后，卫生委员会下令将该户人家的其余家属都送往传染病院，在那儿，他们大多数都陆续犯病，很多在不久后便死了，死因便是这明显的传染病。

在城内，该瘟疫已由上述提到的那个家庭，由其衣物和家具传播开来。按照卫生委员会的吩咐，要对该家进行搜查和焚烧东西之前，该家人的一些亲戚、房客及仆人，便悄悄保存了一些衣物和家具。再加上法规的缺陷，执行法规的疏忽，以及人们努力地避开法规，该瘟疫一直潜伏着，并且于该年剩下的日子和1630年最初的几个月渐渐蔓延到民众之中。随后，忽而在这个村子，忽而又在那个村子，陆续有人被确认染上了瘟疫，染上瘟疫的人又因此病而去世了。由于发病人数并不是很多，人们便不再怀疑是发生了瘟疫才导致那些人死亡的。渐渐地，人们越来越愚昧地认定，那并不是瘟疫，甚至觉得根本没发生过瘟疫。很多医生仿佛回应民众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上帝的声音吗？），对为数不多的人的不祥的预言和可怕的警告嗤之以鼻。每当那些医生被请去治疗染上瘟疫的病人，他们总是宣称其只是属于普通的病，是可以治疗的，而丝毫不管该瘟疫表现出何种症状和病象。

有关这些病例的报告也被送到了卫生委员会，不过，这些报告通常都被延误了，并且内容也不是很确切。出于对被隔离及传染病院的害怕，人们只能借助于其他错误的途径，偷藏病人，贿赂掘墓之人和那些年长者，另外还贿赂一些卫生委员会的下层长官和派出的验尸者，让其做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