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 第24节（第2/5页）

“应该跟您说，我当时不像您那样穷。我父亲是代理检察长，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职位。可是，他没有官架子，因为他天生是个老好人。我母亲是个纯朴而谦逊的妇女，我一直很爱她，不过我总是不大愿意谈起她。平时，我父亲慈祥地照管我，我甚至相信他一直在想方设法了解我。他有外遇，这一点现在我可以肯定，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气愤。他在这些方面的表现都很合乎分寸，毫不令人反感。简单地说，他不是一个古怪的人c现在他已去世，我觉得，如果说他在世时没有像一个圣人那样生活的话，那么他也不是一个坏人。他介乎两者之间，就是这样。他是那种类型的人，能引起别人不过分的亲切感，而且经久不衰。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谢克斯旅行指南》是他爱不释手的一本书。我并不是说他经常旅行（只有在假期中，他才到布列塔尼省去，因为他在那里有一幢小别墅），而是说他能精确地告诉您巴黎一柏林列车的出发和到达的时间，从里昂到华沙的中途换车时间，以及您要去的各大首都之间确切的距离为多少公里。您能说出从布里昂松到夏蒙尼怎么走吗？即使是一个站长也记不清楚。但是我父亲却能一五一十地讲出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做这样的练习，以便丰富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并为此而感到骄傲。这也使我感到很好玩，于是我就经常向他提问，而且当我在《谢克斯旅行指南》里核实了他的回答和承认他没有搞错时，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些小小的练习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亲近了，因为我成了他的一个听众，对于我的这种好意，他很承情。我则认为，他在铁路行车时刻方面的这种才能，并不亚于其他方面的才能。
“但是，我讲得有点忘乎所以，对这位正直的人的估价可能太高了些，因为，归根结底，他只不过对我的决心有过一种间接影响。充其量是他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在我十七岁的那年，我父亲曾邀请我去听他发言。这是在刑事法庭审理的一起重大案件，因此，当然(口罗)，他想露一手，显一显他的才华。我现在也认为当时他想通过这种开庭仪式，这种能震动和唤起年轻人的想象力的仪式，来鼓励我继承父业。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这会使我父亲高兴，也因为我当时也很好奇，想在一个不同于家里那样的场合下，看看他是以什么姿态出现的，听听他讲些什么话。除此以外，我没有其他的想法。那时，我一直认为开庭的情况，如同每年七月十四日的国庆检阅，或者学期结束发奖一样，是很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我当时对这方面的概念很抽象，它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不安。
“但是，那天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罪犯。我认为他确实有罪，至于犯的什么罪，这无关紧要。罪犯是个矮个儿，三十岁左右，红棕色的头发，一副可怜相。他看上去已下定决心要承认一切，他似乎对他所做的一切以及对他将受到的惩罚是那样的胆战心惊，以至于几分钟之后，我的注意力全部都被吸引过去了。他的样子像一只在强烈光线照射下吓得魂不附体的猫头鹰。他的领结歪在一边，他只啃着一只手的指甲，他那右手的指甲……总之，我不必再多讲了，您当然知道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可是，我却直到那时才突然发现这一点，因为在这之前，我只是用那种‘被告’之类简单的概念去想他的。我不能说那时候我忘记了我父亲在场，不过我好像内脏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了，使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刑事被告身上去了。我几乎什么也没听见，我感到人家想把这个活生生的人杀死，有一种强烈的本能像浪潮一样把我盲目地推向他那一边。我一直到我父亲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才真正清醒过来。
“我父亲穿着红色法衣，看上去一反常态，他平时的那种老好人的样子，那种亲切的神态早已无影无踪，只见他的嘴巴在频繁地活动，一大串一大串的长句子不停地像一条条毒蛇一样从嘴里窜出来。我听明白了：他以杜会的名义要求处死这个人，他甚至要求砍掉犯人的脑袋。不错，他只是说了一句：‘这颗脑袋应该掉下来。’但是总而言之，这两句话相差不大，反正结果都一样，因为他最终取下了这颗脑袋，只不过不是他去具体执行这项工作罢了。后来我对这件案子，就一直听到结束，与此同时，我对这个不幸的人也一直怀有一种使人晕头转向的亲切感，而这种感觉，我父亲是从来也不会有的。按照习惯，在处决犯人的时候——讲得文雅一点，是在所谓最后时刻，而实质上应该说是在最卑鄙的谋杀时刻——我父亲是必须出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