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会·登临意？辛弃疾（第5/6页）

说到这里，我想起，苏格拉底死去五十多年后，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因此也可以说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写下了这样的话：

有一种生活，远非人性的尺度可以衡量：人达到这种生活境界，靠的不是人性，而是他们心中一种神圣的力量。有人说，我们作为人要去思考人的东西，我们不应该相信这些人的劝说，而要依照他们内心中的那种更高尚的东西来要求生活，虽然这种东西很熹微渺茫，但是，其力量和价值远胜其余。

这样的生活，真正作为人的生活，离我们的距离，何其遥远！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词苑丛谈》说：“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甫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今乃欲与搔头传粉者比，是岂知稼轩者。”可是，在歌舞沉醉的南宋，士大夫的时尚恰恰却是“搔头传粉”，辛弃疾英雄式的豪壮和悲凉，在一片莺莺燕燕的呢喃中，显得太刺耳，太不合时宜。

丑奴儿

书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不得不佩服中国官僚机构力量的强大，令英雄敛手，令诗人住口，这两件最难做到的事情，它都做到了，而且是在集英雄和诗人一体的辛弃疾身上。

少年时的愁，无非是青春朦胧的感伤，或者若有若无的忧郁，甚至只是为了写诗填词而强加于自己的虚假的忧伤。而当词人年华渐老，饱经世事沧桑之后，才知道，这少年的愁与人生真正的愁相比，相去太远！

能够说出的愁，其实已经不是愁了。当词人如少年时一样再次登上高楼的时候，愁绪已经不在眉间心上，而是已经覆盖了整个苍天，整个大地，无处不在。可是，在这愁之上，一双看不见的手却在收紧，钳制着词人的双手和他的喉咙。“识尽愁滋味”，要多少沧桑与感慨才能凝聚成这一句！而最大的愁并不是愁本身，而是身心被愁缠绕无法自拔，却无法言说。罢了！罢了！即使倔强如稼轩，也不得不学会官场惯见的圆滑，也不得不学会打点毫无意义的哈哈：“多凉爽的秋天啊！”官员们终于放下了心：这个桀骜不驯的武人，这个总让人不放心的文士，终于变得“成熟”了。没人注意到，词人捏紧的双拳，睁圆的双眼，和眼里隐约可见的泪光。

可是，词人还是想开口，还是想如壮年时一样，发出自己压抑已久的呐喊。可是，他发觉，当这呐喊发出时，已不再是呐喊，而是一声断断续续的呜咽，如泣如诉。

摸鱼儿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淳熙六年（1179年），辛弃疾已经四十岁了，距他独领五十骑勇闯金兵大营，并带领一万余义军南渡已经十三年了。这十三年里，他和南宋帝国所有的官僚一样，不停地由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不管到哪个地方，都与他年轻时的愿望相去甚远，他只是认认真真地做着帝国庞大的官僚机构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这一年，他由湖北路转运副使调任湖南路转运副使，同僚王正之置酒为他送行。正值壮年的词人，此时感到的却是年华已逝，功业未就的无奈和悲凉。

再绚烂美丽的春色，也经不起几次风雨的摧折了，青春又何尝不如是？这个已经不再庞大的帝国，要做点事，真是太难了。面对满地落花，流水而去的人生让词人更感到心底升起的悲凉。春天，能留住吗？留下来好吗？苏轼曾乐观地说，天涯何处无芳草？那由地平线而来的芳草，能帮我阻挡春天归去的脚步吗？春天对这请求一如既往地不屑一顾。词人的央求，不过是自作多情而已，如角落里的蛛网，努力粘住飘飞的柳絮，以为这样就可以将春光留住。

写到这里，我看见词人的笔停住了。他在沉吟，他在愤怒，惜春的悲戚落寞已无法容纳这在心中郁积已久的愤怒，花下的酒杯已无法承受这如黄河一样滚滚而来的一江愁水。词人的笔在停顿良久之后，突然无比突兀地写下一行字：“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

汉武帝的陈皇后一直很受皇帝宠爱，当然也就遭到其他女人的嫉妒。后来，她幽居在长门宫，愁闷悲思。为了挽回皇帝对自己的爱，她出千金，请到文名满天下的司马相如，为自己写了一篇《长门赋》，进献给武帝。可是，汉武帝早已忘记年幼的时候喜爱皇后阿娇，并作出过金屋藏娇的许诺，陈皇后的无限期许，最后只归为无比惨淡的两个字：又误。司马相如美丽的文字，也无法令武帝回心转意了。原因很简单：蛾眉曾有人妒，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