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名义卷（第10/29页）

况周颐《蕙风词话》对“诗馀” 作另一种解释：

诗馀之“馀” ，作赢馀之“馀” 解。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往往声希节促，则加入和声。凡和声皆以实字填之，遂成为词。词之情文节奏，并皆有馀于诗，故曰“诗馀” 。世俗之说，若以词为诗之剩义，则误解此“馀” 字矣。

况氏此文讲词的起源，仍用朱熹的“易泛声为实字” 之说，但他又说词的“情文节奏，并皆有馀于诗” ，这就兼及到词的思想内容了。他以为词的内容、文辞、音乐性，都比诗为有羡馀，所以名曰诗馀。他以“诗之剩义” 为误解，这是针对蒋兆兰而说的。

从杨用修以来，为“诗馀” 作的解释，以上诸家可以作为代表。他们大多从词的文体源流立论。承认“诗馀” 这个名称的，都以为词起源于诗。不过其间又有区别，或以为源于三百篇之《诗》，或以为源于唐人近体诗，或以为源于绝句歌诗。不赞成“诗馀” 这个名称的，都以为词起源于乐府，乐府可歌，诗不能歌，故词是乐府之馀，而不是诗之馀。亦有采取折中调和论点的，以为词虽然起源于古乐府，而古乐府实亦出于《诗》三百篇，因此，词虽然可以名曰“诗馀” ，其继承系统仍在古乐府。综合这些论点，它们的不同意见在一个“诗” 字，对于“馀” 字的观念却是一致的，都体会为馀波别派的意义。

蒋兆兰、况周颐两家的解释是新颖的。况氏对“诗” 字的观念还与宋翔凤同，对“馀” 字的观念却是他的创见，不过他的解释，恐怕很勉强。蒋氏把“诗馀” 解释为“诗人之馀兴” ，这就完全与文体源流的观点没有关系。

宋人著作中，虽然不见有正面解释“诗馀” 的资料，但从一些零言断语中，却可以发现不少意见，为蒋兆兰理论的来源。《邵氏闻见后录》有一条云：

晏叔原，临淄公晚子，监颍昌府许田镇时，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馀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损有馀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

这里所谓“有馀之才” ，本来并非专指倚声填词，不过赞美其才情富丽，但一百年后，王称为程垓的《书舟词》作序文，则云：

昔晏叔原以大臣子，处富贵之极，为靡丽之词，其政事堂中旧客尚欲其损有馀之才，岂未至之德者。盖晏叔原独以词名尔，他文则未传也。至少游、鲁直，则已并之。

这显然是误解了韩少师的话。韩意乃规劝小晏要修德行，而不要逞文才。王氏却解释为小晏作词之才有馀，而作诗文之才不足。他以为“有馀之才” 指词，“未至之德” 指“他文” ，这样就反映了他的观点是以词为诗文之馀事了。

黄庭坚序《小山词》，亦说晏叔原之词，乃“嬉弄于乐府之馀，而寓以诗人之句法。” 他把词称为“乐府之馀” ，又以为《小山词》之不至于堕落到里巷俗曲者，由于它们还有“诗人之句法。” 因此，他在下文论定小晏的词“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 。这里可以见到黄庭坚论词的观念。他以为词是乐府之馀波，是里巷俗曲，如果像晏叔原那样用诗人之句法作词，就可以化俗为雅。乐府是词的形式，诗是词的风格。这样，“诗馀” 的意义，就已微露端倪了。

此后，有一些资料可以合起来探索：

公吟咏之馀，溢为歌词，有《平山集》盛传于世。（罗泌《题六一词序》）

右丞叶公，以经术文章为世宗儒。翰墨之馀，作为歌词，亦妙天下。（关注《题石林词》）

竹坡先生少慕张右史而师之。稍长，从李姑溪游，与之上下其议论，由是尽得前辈作文关纽。其大者固已掀揭汉唐，凌厉骚雅，烨然名一世矣。至其嬉笑之馀，溢为乐章，则清丽宛曲，……是岂苦心刻意而为之者哉？（孙兢《竹坡词序》）

唐末诗益卑，而乐府词高古工妙，庶几汉魏。陈无己诗妙天下，以其馀作辞，宜其工矣，顾乃不然，殆未易晓也。（陆游《跋后山居士长短句》）

以上诸文，虽然都没有直接提出“诗馀” 这个名词，但是以作词为诗人之馀事，这一观念实已非常明显。至于这个观念之形成，亦有它的历史传统。孔仲尼说过：“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孔氏的教育目的，以培养人的德行为先，其次才是学文，故学文是德行的馀事。到了唐代的韩愈，他是古文家，做古文也做诗，不过他说：“馀事作诗人。” 作诗成为学文的馀事了。从此以后，诗人作词，词岂非诗人之馀事么？蒋兆兰解释“诗馀” ，与历代诸家的解释不同，他也没有引证宋人这一类言论，使人以为他是逞臆而谈，为词的地位卑落打抱不平。其实，我认为，他的解释是有根据的，符合于宋人对词的观念的。“诗馀” 正是诗人之馀事，或说馀兴亦可，并不是诗或乐府的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