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编（二）词坛回响（第9/10页）

由上所述，可知施先生编辑《词学》，不是被动地有什么稿就编什么，而是主动地将他对词学研究的蓝图，藉这本刊物呈现出来。为了编辑《词学》，先生不但要邀稿、编稿、校稿，还要写稿。《词学》中署名“编者” 、“丙琳” 、“秋浦” 、“云士” 、“万鹤” 等，都是先生的笔名或化名。不断介绍古书及新著，在《词学》诸多作者中，他恐怕是负荷最重的人。“没办法，稿子不够时只好自己写，又不能让人家觉得怎么都是同一个人，只好用一些不同的名字了。” 先生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但事实上以我的理解，书志、文录、文献中很多文章，都是极其耗费心力的可贵成果，并非率尔可就，哪怕只是一篇短短的补白，亦皆言之有物，不蹈空言。因此，施先生不仅是编者，也是主要的作者；他既是规划者，更是辛勤的灌溉者。但也由于他的坚持及辛勤灌溉，《词学》终于成为近世最重要的词学刊物，和《词学季刊》、《同声月刊》并列为三大词学期刊，先生的心血已经让《词学》开花结果了。

七 撰写词学论著

施先生撰写的词学研究成果，除《花间新集》中之论述外，就我所知，还有《词学名词释义》及在《词学》发表的大批论文。《词学名词释义》运用考证工夫，将向来众说纷纭之词学名词逐一厘清，共收二十五篇，篇幅虽然不长，意义却极重大。根据书前例言，此二十五篇短文曾于《文史知识》及《文艺理论研究》发表。施先生日记中亦多处记载先生撰述词话之事，有的说明词话之内容，有的则无。如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四“连日阅宋人词集及笔记，作词话一篇，释‘诗馀’字义，得四千馀言，余所撰词话，此为最长矣” ，及二十七日“作词话一则，释‘长短句’，亦千馀言” （页20），又十二月二日“作词话一则，释‘寓声乐府’，凡千四百言” （页21）之类，由其中名目来看，应即后来收入《词学名词释义》者。至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写词话一则，述李后主临江仙词” （页27），可能即后来收入《词学》第三辑《读词四记》中者；然而如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读王国维、林大椿所辑韩偓词，作词话二千馀言” （页45），八日“重写读韩偓词记，得五千馀言” （页46），二月二十日“昨日始阅温韦词，作词话四千馀言” （页47）等，所列名目，似未曾发表。观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有云：

点检已成词话稿，已有六十馀段，今年当成书三分之二，俟明年续成，以二十万字为鹄的。（页119）

显然先生所撰“词话” ，应是一部大书，后来将其中有关名词释义之部分先行发表，并结集为《词学名词释义》，其余未发表部分尚夥。施先生曾赐函玫仪，提及拟于一九九四年内编好一部《读词札记》，此书未见出版，不知是否即上文所称之“词话” ？然而《投闲日记》中，虽不名为“词话” 而实乃论词者仍所在多有，如下引各条：

阅詹安泰注《南唐二主词》，颇有可商榷处。惟于金锁沈埋句不能引王濬事，为尤可异耳。（1962.11.20，页19）

阅沈传桂《二白词》。二白者，殆以白石、白云为宗也。然其胸襟尚无白石之洒落，故终不能企及；白云则具体而微矣。汉宫春云：“芳菲易老，有杨花春便堪怜。” 高阳台云：“看花莫问花深浅，有斜阳总是愁红。” 工力悉在是矣。（1962.12.17，页28）

阅温飞卿诗。其诗与词，实同一风格，词更隐晦。然余不信温词有比兴。张皋文言，殆未可从，要亦不妨作如是观耳。王静安谓飞卿菩萨蛮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此言虽攻皋文之固，然亦未安。兴到之作，亦不可无命意。岂有无命意之作品哉？余不信飞卿词有比兴，然亦不能不谓之赋，赋亦有命意也。（1962.12.22，页31）

至南京路修表，便道往古籍书店，买四印斋本《蚁术词选》一部，又海昌蒋英《消愁集》词一部，此书刻于光绪三十四年，小檀栾室所未及刻也。集中念奴娇秋柳、渔家傲游曝书亭，皆工致。高阳台秋夜与弟妇话旧云：“听雨听风，梧桐树杂芭蕉。” 可称警句。（1963.1.23，页40）

凡此之类，若与《花间新集》中论词资料一起摘出，即可整理出先生之词论。

施先生在《词学》上发表的论文甚多，不论是鸿裁钜制，或是短短补白，都是深造有得之语。其中“书志” 的部分影响尤大。由于先生博览群书，搜罗许多湮灭已久或罕为人知的材料，他将这些珍贵资料逐期在《词学》刊布，且为配合这些文献之发表，又一一为文介绍。例如登载了《草堂馀意》和《支机集》，就同步发表《陈大声及其〈草堂馀意〉》及《蒋平阶及其〈支机集〉》二文，转载一篇松浦友久教授关于日本“越调诗” 的论文，其中涉及渔父词一类作品，先生就从《机缘集》中辑出从未发现的船子和尚拨棹歌三十九首，又写一篇《船子和尚拨棹歌》及《张志和及其渔父词》，就此课题作相关的探讨。凡此之类，处处可以感受到施先生启迪后辈的用心。他是透过《词学》把他多年对词学的造诣与心得传授给后辈。我们虽然未能在课堂上聆听先生讲词，但是研读《词学》上的著作，同样可获得很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