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诗歌精神？（第2/2页）

那么，什么是诗歌精神？答案是否已隐含在这里了？那就是：以“诗歌”一词命名的、持续激活诗人的精神。阿多尼斯在《谈诗歌》中开宗明义：“我的作品力求超越细节抵达整体，同时揭示有形与无形的事物。”这时，他其实是在要求，我们应该从他的诗作里，读出无数本互相关联在一起的书。语言学的，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天文地理的，甚至爱情和色情的。一句话：整个生活。这种视野，让我直接想到屈原的《天问》：“曰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一句话已把质疑定在了创世纪的起点，而一个“曰”字，又圈定了人在语言中的先天局限。我也想起初次读到叶芝《幻象》时的震撼，它让我懂得：得有一个多么深邃宏富的精神宇宙，才支撑得起一首诗的寥寥数语！说到底，诗歌就是思想。虽然，那不等于逻辑化的枯燥陈述。我在别处说过，谁要做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她/他必须是一个大思想家，小一点儿都不行。因为我们的历史资源太丰富、文化困境太深刻、现实冲突太激烈，对自我的提问太幽暗曲折，仅仅一个汉字的迷宫就满布陷阱，要想“自觉”，谈何容易！我还没读过阿多尼斯的四大卷哲学与文化巨著《稳定与变化》，但，他的主题直逼核心：阿拉伯世界的时间观如何以巨石般的稳定，压倒了变化的可能。这简直就在对中国诗人说话：文革后，我们睁开眼睛时，与其说看见了“时间的痛苦”，毋宁说根本就是“没有时间的痛苦”。所谓怪圈，究竟有没有“圈”？或干脆原地未动？那么，看起来灯红酒绿的现在呢？这个“有形”背后是何种“无形”？一本本书深处潜藏的“原版”是什么？历史活着、疼痛、困惑、终至肯定，真正的文学，哪有不“宏大”的叙事？

一个问题中的问题：我们还有向自己提问的能力吗？没办法，诗歌精神就是把每首诗变成《天问》，变成史诗。命定如此，否则什么都不是。

阿多尼斯对我说：“我最重要的作品是长诗。”这又心有灵犀了。长，不是为长而长，那是诗意深度对形式的选择。长诗之美，正在他强调的“整体”。犹如群山中有流云、有瀑布、有密林，你能贴近去欣赏每片叶子的美，但没有一个局部能代替整体。长诗要求诗人拥有如下能力：完整地把握经验，提取哲学意识，建构语言空间，最终一切统合于音乐想象力。用阿多尼斯的话：“它的各个层面都是开放的。”就是说，它必是一种语言的观念艺术，且让每个细部充满实验性。一次，我开玩笑说：我们得小心区别“玩意儿”和“镇国之宝”。一位当代阿拉伯或中国的诗人，绝不应仅仅满足当一位首饰匠，靠装配几个漂亮句子取乐。诗歌是有“第一义”的，那就是修炼出纯正灵魂的人，香草美人（阿多尼斯？）之人。听其言，阅其文，如聆仙乐，汩汩灌来。此中精彩，岂是肤浅的雕琢能够胜任的？我们该写值得一写的诗，“配得上”这动荡时代的诗。在我和阿多尼斯之间，哪有“文化的冲突”？离开了冷战的或阿拉伯——西方式的群体对抗模式，我们把公约数定在“个人的美学反抗”上，这被分享的诗意，荡漾在比语言更深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全球化之间，至少这种全球化是我向往的：诗歌精神的全球化。当一位美国诗人和一位伊拉克诗人一起朗诵，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多么像。同理，让阿多尼斯和我最愉快的，莫过于能从对方的字里行间读出“我自己”：不安，震荡，追寻，超越。永远出发，却永无抵达。一次次濒临“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2，把所有旅行都纳入一个内在的旅程，去书写一生那部长诗。}

诗歌精神的语法，贯穿在这部大书之内，通透璀璨。它，是我们唯一的母语。

伦敦，2009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