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们为何如此在意不平等（第2/5页）

在探究焦虑情绪的增多与不平等之间有何关联之前，重要的是弄清焦虑情绪的增多是什么因素导致的。我们并非暗示焦虑情绪的增多是不平等加剧导致的。事实上这种可能性要大打折扣，因为在许多国家不平等的加剧发生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而在此之前焦虑与抑郁情绪就已经开始增多了（然而，不平等的加剧有可能使得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趋势进一步恶化了）。

自尊感与社会不安全感

要探究何种因素导致心理健康状况呈恶化的趋势，一项重要的线索在于：令人意外的是，有证据表明，与之相伴的恰恰是乍看上去被人们认为是自尊感的心理现象的增多。和过去进行对比，与图表3.1呈现的焦虑情绪的趋势十分类似，对自尊感的标准化衡量同样呈现出清晰的长期上升趋势。看上去情况似乎是这样：尽管焦虑情绪不断增多，但人们对自己也愈发持有积极的观点。例如，人们更愿意表示为自己感到骄傲，更有可能赞同“我是有价值的”这样的表述，并且似乎抛开了自我怀疑和自己是“无用的”或“压根不够出色”的看法。特文格表示，在1950年代只有12%的青少年赞同“我是个重要人物”这样的表述，但到了1980年代末，这一比例上升到了80%。

那么，究竟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化？表面上，人们变得更加自信与变得更加焦虑与抑郁似乎是矛盾的。答案实际上在于，我们对于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变得愈发焦虑，这反过来促成了一种防御机制，令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不安全感时能够保持对自己的信心。该防御机制中含有一种不安全的、具有自我推销性质的自负感，这种自负感经常被错误地当作强烈的自尊感。对于这些问题，似乎很难得出板上钉钉的结论，尤其是考虑到我们讨论的是整个群体的一般趋势。不过，让我们简短地考察一下自1980年代的“自尊运动”以来所积累的证据吧，这些证据将表明发生了哪些情况。

多年来，许多研究小组考察了在某个时间点上个体间关于自尊感的差异（而不是一段时间以来人群的一般趋势）。他们注意到，有两个群体得分最高。在第一个群体中，伴随着强烈自尊感的是积极的结果，往往与幸福、自信、能够接受批评、善于交友等特征相关。然而研究还发现，另外一个得分很高的群体表现出了暴力与种族主义倾向，他们对于别人很冷漠，人际关系很差。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发明一种心理测试方法，区分健康的自尊感和不健康的自尊感。健康自尊感的核心是理由充分的自信心，能够理性、确切地认识到自己在不同情况下的长处，并承认自己的短处。另一种自尊感主要是防御性的，含有对弱点的否认，是试图鼓励自己的内部机制，目的是在自尊受到威胁时维持积极的自我认知。因此，这种自尊感总是脆弱的，就如同在黑夜里吹口哨壮胆一般，而且面对批评时的反应会很糟糕。具有不安全的强烈自尊感的人们对于别人往往很冷漠，过度专注于自己，过于在意成功以及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这种不健康的强烈自尊感常常被称为“受到威胁的自负感”、“不安全的强烈自尊感”，或是“自恋心态”。将自恋心态与真正的自尊感区分开来，并对这种心态的趋势进行比较研究，所需的数据直到相对较近的一段时间才能获得。通过研究，特文格揭示了这种心态的上升趋势。她发现截至2006年，三分之二的美国大学生在自恋心态一项上的得分要高于1982年的平均水平。如今，人们似乎已经普遍认可了这一点：变得愈发强烈的是不安全的自恋心态，而不是真正的自尊感；对于年轻人而言尤其如此。

对社会本身的威胁

因此，随着焦虑感一同增强的并非自尊感。相当显而易见的是，与焦虑感一同增强的是自恋心态，而且这两种心态有着共同根源。所谓“社会评价威胁”的增强导致了两种情绪的上升。如今，许多迹象都能表明现代社会中压力主要来自何处。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在高压下生活不利于健康；此外，研究人员花费了许多时间，试图弄清身体会对压力作出何种反应，以及社会中压力的最主要来源是什么。多数研究关注的都是一种被称为“皮质醇”的中心压力荷尔蒙，在唾液和血液中能够轻易地测量这种物质。皮质醇的释放是受到大脑触发的，其功能在于让我们在生理上做好应对潜在威胁和紧急状况的准备。现在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试验，邀请志愿者进入实验室，测量他们在处于压力情境和面临压力任务时唾液中皮质醇的水平。不同的试验使用了不同的压力源：有的要求志愿者解决许多算术问题（有时还将他们的成绩与别人进行公开比较），有的令志愿者暴露在嘈杂的环境中，或是要求他们写下某段不愉快的经历，又或者录制他们完成任务的过程。鉴于这些试验使用了多种压力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萨莉·迪克森（Sally Dickerson）和玛格丽特·凯梅尼（Margaret Kemeny）意识到，自己可以利用这些试验的结果来考察何种压力源是导致皮质醇水平上升的最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