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当研究与政治相遇（第3/9页）

熟悉本领域的研究者进行的学术讨论主要关注的是该如何解释此种关联。因此，我们也对各种解读的长处和弱点进行了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此种关联表明，是不平等导致了各种社会问题。除了少数例外，我们在前文中展示的一切研究成果都经过了同行审阅，并且曾发表在学术期刊上。

那么，对我们的批评有哪些？我们又是如何回应的？

刻意挑选问题？

有批评人士认为我们刻意挑选了某些健康及社会问题。

《公平之怒》并不声称自己对所有社会问题都作出了解释，本书所针对的是那些具有社会坡度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下层社会更加常见。例如，我们并不认为不平等的加剧会导致饮酒量增大，因为在多数国家，下层社会人士的饮酒量并非更大。与之相反，酗酒这一问题的确具有社会坡度，在更加不平等的美国各州，酗酒引发的肝脏疾病所导致的死亡率也的确更高。我们还指出，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导致的死亡率在下层社会并非更高，这一现象与不平等之间也不存在关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心脏病导致的死亡率，后者的社会坡度十分明显。

我们之所以在第2章中对富裕国家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福祉指数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就是为了表明我们在论证过程中并未进行刻意挑选。该指数综合考虑了40项关于儿童福祉的指标（这些指标不是我们选择的），但与我们自己编制的健康及社会问题指数如出一辙：与收入不平等有着强有力的关联，但与国民平均收入水平并无关联。

哪些国家？

批评人士还认为我们刻意挑选了某些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以符合我们的结论。我们本应加入更多较贫穷的国家。

我们通过一系列严格的标准，才选出了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些国家，无一例外。我们的资料来源于2004年4月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我们首先选取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位居前50的国家——世界银行采用“图谱法”，将所有国家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类——然后去除了那些无法获得可供比较的关于收入不平等状况数据的国家和人口少于300万的国家（目的是将避税港排除在外），最后还剩下25个国家。我们之所以只考虑最富裕国家的情况，不是因为不平等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只在这些国家才存在，而是因为这些国家位于第7页的图表1.1右上角那段平坦的曲线上。这表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会再对预期寿命长短产生影响，因此更容易区分相对收入水平和绝对收入水平造成的影响。

如果我们将较贫穷的国家也作为研究对象，就会面临两大问题。首先，我们很难获得关于这些国家青少年生育率、心理疾病、社会流动性、社会凝聚力等问题的可供比较的数据。其次，这些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仍较低，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仍然大有好处；如果将这些国家也纳入研究范围，我们就必须在统计时对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行对数转换，这样才能揭示出不平等造成的影响。采取如此复杂的方法并不利于众多读者了解本书的主题。尽管如此，即使我们将较贫穷的国家也包括在内，研究结果也不会发生明显改变。对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凶杀案犯罪率——相关数据较易获得——的研究表明，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而言，平等都是有益的。

为了符合自己的结论，精心挑选出某些国家，这样的做法会使得本书毫无意义。我们使用的是最为权威的数据，并且保留了所有对我们不利之处。例如，我们在讨论婴儿死亡率时并未将新加坡排除在外，尽管该国是非常明显的离群点：作为我们考察的国家中最不平等的一个，该国却有着最低的婴儿死亡率（见第82页的图表6.4）。

如果我们能够展现其他研究者收集的数据，我们就能揭示出不平等与各种社会问题之间更加强有力的关联。然而，这样势必引发能否相互比较的问题，因为其他研究者往往使用了不同方法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并且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情况。我们的目的在于揭示不同的问题呈现出了相同的模式。因此，我们希望在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时，使用同一种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方法，并且考察同一组国家；为了确认我们的结论，再以美国的50个州为研究对象，重复我们的分析，并加以对照。

本书试图尽可能简单、透明地展现收入不平等与各种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不需要任何数学和统计学知识，就能够理解图表的内容。在每章中，我们都指出研究发现不能归结于偶然。多数读者都不会感到书中存在任何难以理解的内容。但对于有此感受的读者，我们在平等基金会的网站上提供了更多数据与统计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