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当研究与政治相遇（第8/9页）

在这样的形势下的最佳策略也许是直接反驳这些批评背后的动机。在《贩卖怀疑的商人》一书中，奥雷斯克斯和康韦指出，同一群个人和机构之所以会对禁烟和气候变化这样迥异的问题均提出抨击，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出于捍卫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考虑。除了捍卫自由市场之外，他们还认为自己是在反抗“大政府”这一趋势，并且是在保护民主。对不平等会损害社会这一结论的抨击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然而，这一信念却是严重的概念错误导致的。不平等加剧实际上会增加对大政府的需求：需要更多警力、监狱，以及各种医疗与社会服务。这些服务大多既昂贵，作用又有限，但只要严重的不平等继续催生各种健康及社会问题，我们就仍将需要它们。如今，美国有些州用于监狱的支出已经超过了用于高等教育的支出。事实上，实现小政府的最佳、最人道途径就是减少不平等。类似的，认为只有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才能促进平等的观点（正是出于这一理由，纳税人联盟对本书提出了批评）也是错误的。在第13章中，我们花费了许多篇幅指出，有些国家通过征收相当低的税收同样促进了平等，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税前收入差距较小。

没有什么比腐化堕落和不加节制的贪婪更容易腐蚀民主和市场的正常运转。尽管目前可以获得的关于腐败程度的国际数据主要衡量的是穷国的腐败状况，但这些数据仍然强有力地表明，不平等加剧可能导致政府和社会中的腐败更加严重。我们在第4章中曾表明，不平等会削弱信任程度和社群生活的活跃程度。这指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还包括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美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人民对待各自政府的态度差异是人尽皆知的。此外，国际数据以及美国各州的数据都表明，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更加不信任政府。来自不实行强制投票制度国家（例如澳大利亚）的数据还表明，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投票率会更低。无论是否反映了巨大的利益分歧以及尖锐的“我们与他们”之别，这种现象无疑都表明过于严重的不平等会危及民主。

有经济学家指出，市场就如同民主投票制度：我们的开支模式事实上是在就生产性资源应如何分配于各项相互竞争的需求而进行投票。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收入比别人高二十倍者也就拥有了比别人多二十倍的投票权。结果就是，不平等严重地扭曲了经济满足人们需要这一功能：由于穷人住不起更好的住房，他们对更好住房的需求就变得“无效”了；富人的支出则导致稀缺的生产性资产转而被用于生产奢侈品。

不平等、债务与金融危机

除了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的这些普遍性影响之外，如今有证据表明，不平等是导致1929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我们在第228页和第270页曾指出，不平等会导致债务增加。有证据表明，在不平等与债务之间的确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近来，波士顿学院经济学家、美联储理事马泰奥·亚科维耶洛（Matteo Iacoviello）考察了1963至2003年间的数据。他发现，就美国而言，在债务增加与不平等加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他认为，长期债务增加只可能是不平等加剧导致的。我们考察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关于债务的最新数据，同样发现，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无论是短期家庭债务占家庭资产的比例，还是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要更高。

图表17.5：1929 年和2008 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于不平等（一条连续的线段）和债务（两条断开的线段）均十分严重之时。

在数位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帮助之下，一部名叫《瑕疵》（The Flaw ）的纪录片揭示了不平等与债务的加剧是如何引发1929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两次危机都爆发于过去一百年间不平等最为严重之时，长期以来不平等的加剧导致债务急剧增多。正如图表17.5所示，两次金融危机的走向极为类似。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的估算，不平等日益加剧，以至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每年从剩余90%人口处吸取的财富数量达到了约1.5万亿美元。结果就是，富人用于投资和放贷的财富越来越多，其他人则越来越难以维持相对收入水平，或是实现自己的抱负。无论对于投机者而言，还是对于普通居民而言，房产价格的飙升都使得投资房产成为了令所有人趋之若鹜的热潮。人们竭尽所能地挤入房产市场，当价格进一步上升时，便进行风险很高的再次按揭。对这些债务进行交易和投机的金融机构的利润占所有公司利润的比例从1980年的15%上升到了2003年的40%。随着泡沫越来越大，当它最终不可避免地破灭之后，后果也变得愈发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