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版前言(1)（第2/5页）

信息是一个变量，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一观点为此后用博弈论探究世界政治的论证方式作出了铺垫。世界政治并不是完全不确定的；制度化可以提供信息，提高可信性，生成聚焦点，从而减少不确定性。

我的判断是，《霸权之后》的核心观点已经站稳了脚跟。事实上，某些最严厉的批评者似乎已经接受了其基本要素。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Grieco）在《国家间合作》的结尾部分断言，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在国家试图合作时，国际制度的确是起作用的”（Grieco, 1990, pp.233—234）。劳埃德·格鲁伯（Lloyd Gruber）写道：“现在，现实主义者已不再试图摧毁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大厦，他们自己也在积极地为其添砖加瓦。”（Gruber, 2000, p.29）。

20世纪90年代，《霸权之后》发展出的合作和制度理论获得了支持。现实主义者将国际制度视为超级大国冲突的反映，而不是国家从以功能界定的议题领域实现互益性合作的工具。他们以为，冷战的结束会导致国际制度的解体（Mearsheimer, 1990, 1994—1995）。然而，20世纪90年代，欧盟制度得到了扩大和强化，北约的成员国增多，活动范围扩大，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任务范围拓宽，在争端解决方面被赋予了实质性权力。一些观察家担心，国际制度会被再现勃兴之势的美国霸权所收编。但总体而言，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尽管有超级大国的对抗，但合作却可以在共同获益的前景下得以维持。

自“9·11”事件以来，我们进入了一个以美国极力使用其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为特征的新时期。美国在军事上的主导地位促使布什政府自认为其对盟国的需要已大为减少。2003年，布什总统决定入侵伊拉克，这一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实现在中东地区实行民主治理的宏大目标。鉴于美国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其欧洲和亚洲盟国试图限制美国行动，就几乎没什么出人意料的。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大了。

这样的利益冲突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当代世界政治结构所决定的，这一点尚不明确。当然，我在1984年没有预料到美国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会突然增大。相反，我认为合作的需求应该会不断增大。不过，如大多数观察家那样，我相信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的争斗会一直持续下去。无疑，苏联的解体使欧洲和美国在安全议题上发生纷争的可能性增大，这一纷争也自然会影响到非安全议题。然而在我看来，美国在2002年和2003年的政策转变受到了美国政府中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倾向的深刻影响。如果2000年的大选出现不同的结果，美国就不会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和传统欧洲盟国支持的情况下攻打伊拉克。

《霸权之后》并不能令人预判2004年秋发生的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的争执。但本书的观点却使我们可以预料到，美国在无视联合国的情况下，无法成功运用军事权力来实现其政治目标。美国没有通过单边主义实现其在伊拉克的目标，这支持了上述看法。如果《霸权之后》的观点是正确的，未来的美国政府要在各个议题上实现其目标，就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国际制度。

《霸权之后》的观点——合作可以在没有霸权存在的情况下发生，也意味着国际合作并不一定需要美国的参与。尽管美国没有参加，但应对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生效了，国际刑事法院也创立了。这说明新的全球制度可以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美国与欧洲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与日俱增（与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美国参与的全球合作也是有可能发生的。诸如国家对经济的管制、福利提供、死刑、尊重国际法等议题是人们所关心的。因此，新创立的没有美国参与的国际制度在规则内容上会不同于美国充分参与的情况。

主要缺失

只有食古不化或没有头脑的思想家才会在这21年历程中对一些重要问题固执原见。而且，年轻学者发现书中观点的矛盾或不妥之处，或者找出其中的缺陷，是本书引起关注的表现。这是写作本书带来的乐趣之一。我来谈一谈我所认为的《霸权之后》中已经被找出的一些缺陷。

最明显的缺陷是，《霸权之后》的理论探讨部分将国家视为一元化的个体，没有考虑国内政治及其中的主导性观念的差异。这一缺陷是我有意所为。纵观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对美国霸权政策的历史叙述，对国内政治重要性的考量随处可见，但在我的理论中，国内政治却不起作用。前后不一致的原因很简单：我不知道如何以令人信服并且简约的方式，将一个精致的国内政治理论融入我的分析。因此，《霸权之后》没有提供一个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如何发生关联的理论。学者们付出了诸多努力，来弥补这一缺失。由于很多学者都为这方面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我不想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应该指出的是，海伦·米尔纳将国内与国际政治联结起来的工作特别值得关注，并且很有影响力（Milner, 1997,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