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自传续编（第8/33页）

在争论当中，有一件事大大损毁了他的事业：与我们对立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听说亨普希尔的布道的拥护者很多，他想起在哪里读到过亨普希尔的布道，至少有一部分。他调查了一下，发现布道至少引用了一本英国评论中的一部分，是浮士德博士的讲道中的一部分。这次调查使得我们当中许多人都开始厌恶他，放弃了支持他的事业，也使得我们在宗教争辩中很快失败。而我一直支持他，因为我很赞赏他能够运用他人的作品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讲道，这总比用他自己写的很糟糕的讲义来得好。他后来向我坦诚说所有的讲义都不是他自己原创的。况且，他的记忆力好得只要读一遍讲义他就能记住。我们失败后，亨普希尔离开我们去了别处寻找更好的出路，我也退出了那个宗教团体，尽管我支持其牧师很多年，也再没回去了。

从1733年起，我开始学习外国语言了。我很快就掌握了法语，可以轻而易举地阅读法语书籍了，然后我开始学意大利语。我的一个也在学意大利语的朋友，曾常常唆使我和他下棋。我发现下棋花了我太多本来用于学习的时间，最后我提议，除非每一盘棋的赢家下达一个任务，无论是熟记语法点还是翻译等，输家要在下一次见面前完成任务，不然我就拒绝和他下棋了。由于我们棋艺相当，这样我们就能相互使对方掌握意大利语了。后来我还很吃力地掌握了足够阅读西班牙书籍的西班牙语。

我之前提到过我小时候曾在拉丁学校上过一年学，后来我完全忘了那种语言。但当我掌握了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之后，在翻阅一本拉丁文《圣经》时发现自己能理解的内容比我想象的要多很多，这激励我再次学习拉丁语，学习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了，因为之前那些语言为我铺平了学习语言的道路。

从这种情况来看，我认为我们外语教授的普遍模式有些不合理。都说先学拉丁语，在掌握了拉丁语的基础上，掌握由它衍生来的现代语言更加容易。然而我们并未从希腊语开始，以使学习拉丁语更加容易。确实，如果你能够不用阶梯而到达梯子顶端，这样下来时就更容易了；但如果你从最低的一级阶梯开始爬，当然就更容易攀上顶点了。因此我想到许多人小时候学过拉丁文，但是学了几年后，还未学到什么成果就丢掉了，他们所学到的也毫无用处，这样他们的时间就白白浪费了。最好以法语开始学习，然后学习意大利语，等等，因为，尽管花了相同的时间以后他们也同样丢掉（或许他们放弃外语的学习，也就达不到学习拉丁语的那一步），然而，他们掌握了另外一两种现代外语，或许在他们的人生中有用途。

离开波士顿十年后，我的境况也相对较好了，我回了那里一趟去拜访亲友，之前我是付不起这笔费用的。回来时，我去纽波特看望了我的哥哥，那时他已经把他的印刷行搬到那里去了。之前的冲突早已被淡忘，我们的见面相当亲热、诚挚。他的健康状况日渐糟糕，他请求我说，要是他死了，我就把他那时10岁的儿子带回家，让他也从事印刷业。我照做了，在让他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送他去读了几年书。他的母亲继续经营他们家的生意，直到他长大。我赞助了他一套新铅字，他父亲留下的那一套已经磨损了。这样，我充分弥补了由于我的提前离开给我哥哥带来的损失。

1736年我失去了一子，一个4岁的好孩子，他由于染了天花夭折了。我因此痛悔了好些时日，懊悔没有早些带他去接种疫苗。我提这件事情是为了提醒那些还未给孩子接种疫苗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如果因为未接种疫苗而死的话，他们将难以原谅自己。我的例子表明不接种疫苗也同样有危险，他们肯定应该选择更安全的方式。

我们的“密社”非常有用，让其成员很满意，有好几个成员急切地想把他们的朋友介绍进来。但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就会超过之前决定的适当的名额，即十二个。最开始我们立志要对社团的存在保密，大家都遵守得很好。其目的就是避免不够格的人申请加入，其中难免有些人我们是很难拒绝的。我是反对增加社团成员的人之一，但为了不增加名额，我写了一份书面建议，建议每个成员建立一个附属社团，订立相同的规章制度，而且不告诉他们附属社团与“密社”的关系。这一建议的优势是：许多更年轻的人能通过我们的社团得到提升。这样我们可以随时了解普遍居民的意见，因为“密社”成员可以在分社中提出我们讨论的问题，然后向“密社”汇报他的那一分社讨论的经过。通过更广泛的推荐，我们可以推进我们在生意上的特殊利益。我们通过把“密社”的主张和观点传播到分社中去，还会增加我们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和为民服务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