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第2/6页）

翌日清晨他出发了。起初是柏油路，拐了好几道弯才进来一条甚窄的小径，虽是秋日艰深，凋零的杂草和茎叶也几乎遮蔽了小径。两旁是众多霜打的麦苗，时浓时淡、毫无起伏地往更远处蔓延，有时会有液体的密度和流体质感，并能听得见一种声音，准确地说那不是一种声音，是一种呼吸一种静谧一种光线增长的长度和热量下降的反比。他继续前行，像是通过每一次都同时死掉的绿色地带。经过一座废弃的旧砖窑，再走出一小片杨树林，他望见了那座山——活像一场旺盛的大火——这山头曾物种盛行，早先的几年还出了只神迹之猴。再走半小时，连兀自杵那儿的烟囱也看得到了，一直向前，山脚的边沿辟出的一条道好似枯骨一把，供人穿行。发黑发硬的小径变白了，并愈来愈白，白色成为均色以后他望不见前路了，只得收回目光。徐良等目光有了伸展，越过副所长告知他的那扇院门，一马抵达那幢蓄势待发的庭院。

朝阳还没兴盛，土墙早淹在雾气里，院子因为墙体的坍塌而备显广阔，即使杂草丛生、瓦砾遍陈，落薄的麦秸照常织着地。上午的气数将近，清晨尚未散开。他望向四周不仅惊讶更有某种类似惊讶的恐惧。他在捉鸡，仿佛歇不住似的。这老头已老得不成样子。脸上布满某些脆弱、敏感的东西，眼睛里却是即便绝望也不屈不挠的目光，这双泡在黑暗、不眠、疲惫甚至苍老里的眼睛仿若只是旁人的某种超然、沉思的凝视。

“孙世平？”徐良略略歪了头无可挽回地开了口。

他定是听到了，因为他不再捉鸡却承担了捉鸡姿势，不高的个头佝偻着背，低垂着头、几近全白的头发，面如枯枝，蚀刻一般，形貌悭吝，紧绷并尽量挺直却被他那股执拗的劲头压弯的躯背一动不动。那不带情感、令人难以承受的目光望过来时甚是平静，谦卑、稳当、不慌不忙的气息里毫无反抗的意味，这个定命论者，无一阙腐朽衰败之气。

“啥事？”他开了口，并吩咐刚刚出屋想要搭嘴的老太进屋去。

“你儿子，他，”徐良不知道这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死郑州了，我是来——”

许是有人告诉过他，他不是中止了，既不是凝定下来也不是突然行动，而是没有声息地走，脚下的道路仍在继续而他的前进却没任何进展，仿佛他的步子不是由步子本身度量而是由脚步声称量的。那些鸡还在扑腾。许是他只是在等待，等待下一个等待然后对自己说我等待得够久了他终于死掉了或是他怎么会死掉，于是他开了口，就像儿子活着或是死了不相干的人那般说：“我儿子活得好好的，你搞错了。”

“你儿子不是孙宏伟吗？”徐良一度怀疑自己相信了这话。

“我儿子叫孙宏伟没错，我儿子活得好好的，你们搞错了。”接着，徐良默不做声地盯视他。他们对抗着，可悬殊明显，即使徐良仰仗这身令人望而生畏制服的加持也难掩他原初的狼狈，老人这种隐晦、平等、安稳、坚实的闷不吭声像一场寂静一次爆炸轻易击倒对手。

徐良因此怀疑自己找错了人，更怀疑死错了人。于是，徐良第二天返回郑州，与同事找到死者生前工作过的建筑工地，找到孙宏伟的同乡孙周林，确认孙宏伟确是孙宏伟，也当真是确定以及肯定孙宏伟是孙世平的儿子以后才踌躇满志地再次来到申楼镇。

然而他没找到孙世平。人们说他去了县里，却无人知晓他去县里做甚，只晓得每年这时候他都会装扮一新，穿上那件洗得发皱的中山装，戴上那顶早没了红星的八角帽——只有每年这时他才穿上这身装备——坐上公交车前往县里，几十年来从未间断。徐良心中纳罕，直当村里人乱说，猜他定是要做个儿子的圈套唬他。苦于没有口实，只恨万物无理。

待到傍晚孙世平回村以后徐良穿过村子，来到院门口，他终能感到院子里生命的热气了。孙世平尚未换下他那身衣裳。他像是早作准备，更像受尽磨难，直到那天，他危坐于午后，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只是坐那儿。那是他的傍晚，屋子里的阴影过于浓郁，浓郁盖过了阴影。那张黝黑皱缩的脸也全被浓郁所吞没，几乎只露一双眼睛，像暗夜里两管将要燃尽的香烟，有多浓郁的黑暗便有多浓郁的光亮。他六十多岁了，每次有人跟他讲话都需要很大声，走路也越来越慎重。他对世界和情感感知的迟钝是通过声音渐次降下的，仿佛并不是他的耳力下降而是因为他将余下的力气全用在了将整个世界的音量调小这件事上。但他仍是装作听到并晓得徐良会说什么虽孤立无援地堵在了整个院子却不着惊慌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