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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声地说,“我在汽车队上班。”

于萍嘎嘎地笑,“不错。有前途。”于萍把手指抠了一下脚丫,再把手指放到鼻子底下嗅了嗅,说,“今天遇上老同学。高兴。晚上我请客。去为民饭店吃饺子。”

我赶紧说,“我还有事。”

于萍哈哈大笑,“怎么,来操逼就有时间,老同学请你吃饭就没时间,这么不给面子啊?”

我张开结舌,无法理解于萍竟然会说出这样粗鄙秽语。青皮按住我的肩膀,说,“有个屁事,天大的事,也没吃重要。妈的,这回,总算打回牙祭了。”青皮眉开眼笑。

于萍乐了,“我说请你了吗?”

青皮傻眼了。于萍把手一摊,“要去也行,拿钱来。”

青皮苦起脸,“我哪来的钱?”青皮用眼神瞟我。我摸出贴肉放着的五块钱,说,“今天晚上,我请。”

吃过饺子,我们互道珍重,挥手再见。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哭得稀哩哗啦,枕巾都湿透了。有人或许要骂我矫情,但人有时就这样矫情。于萍的事不断传入我耳里。大抵是为了她争风吃醋的。什么北门上绰号特务的捅瞎南门胖子的眼,西门二狗子的腿被东门的强根敲断。或许有人会问,于萍的父亲不是县某机关党组书记吗?是不是死牛棚里了?还有她母亲就不管,容她这样放肆?于萍是独生女,父亲倒并没在牛棚向马克思报道,七二年左右解放出来,官复原职,她母亲活得很好,去找过于萍,被于萍指着鼻子骂老逼壳,骂得抹着眼泪狂走。她与父母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具体细节,我并不清楚。听说,于萍的父亲蹲牛棚的时候,于萍回城探亲,县革委会的某人看上她。于萍不肯,被母亲灌醉了,用女儿的贞操交换了丈夫的自由。这是传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于萍身上一定发生过比较不幸的事。但谁会关心她的不幸?大家只晓得城里来了一个于逼。

我以为于萍这辈子算完了。但二零零六年,我在北京遇上于萍,是在王府井的那个教堂。我没认出她。她叫出我的名字。她是来做祷告的。她已经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并嫁了一个法国驻华参赞,不久后要跟随夫君赴法。我们在星巴克喝了一杯茶。我要的是芒果冰爽茶。她要了杯伯爵红茶。她坐在椅子上坐的姿态非常迷人。我们互相询问近况,互道珍重,然后挥手再见。她怀里还一直抱着条雪白的叭巴狗。当她的手被狗的舌头轻舔着的时候,她笑得像一个三岁的孩子。

我们都没提起过去的事。

于萍大约是在八十年代初离开老家的,去了哪里我不知道。我对她后来的经历一无所知。但我得说,一九七五年的于萍确实起了一个坏傍样,县里很多在社会上混的女孩子,都不以与男人睡觉为耻,一荏一荏,跟韭菜一样。当然,人名还是数得过来,长征巷的三姐妹、红旗街的陈向阳、反修路的许胯子,并没有像当下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十步之内必有小姐,整个村庄整个乡镇的女孩子都去卖淫。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情况在性相对保守,道德能杀死人的那个年代还是非常罕见。我很诧异。可能是我的老家比较特殊。后来,我打听过邻近几个县城有没有这样情况发生,有,没有成为普遍的现象。又或者说,他们那里这种现象并不比我老家逊色,只是我问到一个不知道内情的人罢了。一个圈子有一个圈子的法则,没真正进去,就不可能知道水的深浅。

最后像于萍这样修得善果的,寥寥无几。不是在后来的几次严打中被抓去坐牢,就是改名换姓远嫁他乡,再要么是死了,七成是被人弄死的,三成是自己投河死的。一九七九年有个女的,叫兰姐,手腕比起一九七五年的于萍要高出一筹,很懂得用身体驾奴男人。县里的几大流氓团伙竟然被兰姐的手指奇迹般地捏在一处,在她的领导下,团结合作,打遍邻近几个县,威风凛凛。兰姐有港台录像里黑道大姐的风范。谁也没想到,一天晚上,兰姐犯了烟瘾,去外面买烟,被四个十来岁的少年打晕了轮奸,尸体还被扔进河里,几天以后浮出来,被鱼虾啃得面目全非。说来也凄凉,最后给兰姐收尸的,还是她的老母亲。她那么多的情人姘头没一个愿意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