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 欧洲的残酷扩张 1.蛮夷的武装上访（第3/3页）

大家如果非要按人头算GDP的话，其实也能算出来，也就是说，那时候中国应该还保持着GDP第一很多年。但是那是咱们之前讲过的马尔萨斯陷阱，就是在人均GDP一直不涨的情况下，在工业革命大发展之前，人均全世界就是四百美元，那当然你中国人口多，你可以说我人均GDP低，但那没有意义，咱要比工业产值的话，那中国肯定不是第一，而是不知道排哪儿去了。

当时英国的工业产值已经占全世界的30%多，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美国虽然内战，但是也占到了世界的17% 左右，德国虽然还没统一，但德意志联邦这个地方奋起直追也占到了全世界的百分之十几。中国要是按钢铁、煤炭这些东西来排，咱就不聊了，你要是非得把每个人的口粮算上，就是我们每个人生产的粮食都被自个吃光了，然后把这些吃掉的粮食加在一块，说我们中国的GDP是世界第一，那我也没意见。

清朝为什么腐败和落后？我觉得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清朝大兴文字狱，搞各种各样的迫害，导致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知识分子啥也不敢干，那他们能干点什么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宋朝有理学，明朝有王阳明，清朝最著名的学问是考据，知识分子天天就看金文，看古文，考据各种历史上的书，比谁肚子里考据的学问大，比谁认识的字多，比谁解释的字更全面，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思想、没有哲学、没有世界观的这么一个朝代，这么一个国家。最后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进来，传教士带来了宗教，还带来了思想，宗教你还可以抵抗抵抗，义和团就杀了人家的传教士，但是人家带来的思想，你是没法抵抗的。

列强打进中国后，我们先是有一批人接受了进化论，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拼命地改革、变法，还有一批人接受了列宁主义，接受了共产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说，咱们既然自己没哲学，自己没思想，那我们就学别人吧。

有人说，我们从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后，才算开始学人家，其实从19世纪60年代，咱们就已经开始学了，一直学到20世纪60年代，大跃进、集体农庄等，其实都是在学，一直学到改革开放，一共学了一百多年，一直到现在仍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过完一条河，再过另一条河。

其实中国各朝各代都有屠杀、饥荒和战争，但是一个朝代没有大师、没有思想，这个是很少见的，如果是宋明时代，西方的坚船利炮来了，中国说不定还真能跟它对对话，因为那个时代，中国的宋明理学不比西方落后。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到了最倒霉的时代，自己最空虚的时候，各方面都一齐到了最弱的时候，经济也到了最弱的时候，列强来了，来你这儿寻找市场，寻找商机，寻找低成本统治。

不光是相对于民主自由，跪拜式统治的成本低，相对于选举跟议会，我们的科举制度也是低成本的，大家想想科举制度有什么成本？我也不管你，不教育你，我也不管你怎么竞选，你就自个在家学，你自己家出钱，你寒窗十年，你来科举考试，我无非就是弄一个考场，弄好几百间小屋，大家考完了，你分数高，你就来当官，我没有付出任何成本。但议会政治的成本就太高了，你想培养出一个政治家，就得花费无数的成本，然后两党再争论，再吵架，再投票，才能决定谁派出来的政治家上台，这成本是极其高昂的。

所以列强一来到中国，发现这么大的一块地方，统治成本居然这么低，我们可以到这儿来比画两下。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们是真正地被揍了一回，应该这么说，从我们自己的屈辱民族史的立场来讲，鸦片战争永远是近代的开始。

但实际上鸦片战争对清朝来说，并没有伤筋动骨，北京也没被占领，《南京条约》虽然赔了两千一百万银元，但当时清政府年收入过亿两，随便拉一个大贪官出来都能赔得起这个钱。五口通商，实际上也没真的通商，《南京条约》里头写得很清楚，外国人可以随便在广州城内定居、经商、营生，因为在那之前，外国人都必须住在广州城外，沿着珠江河边的十三行那个地方，他们也不能自己经商，只能找十三行的华人替他们去买卖商品，夜里也不能到广州城里乱走。但《南京条约》签订后的20年里，历届的广东巡抚也好，两广总督也好，从来就没执行过条约，他们从来就没让外国人进入广州城，所谓的五口通商，外国人到了每个地方都还是被百般刁难，经商环境基本上没什么改善。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实际上对清帝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对于道光皇帝和咸丰皇帝来说，他们也就认为是，有一个蛮夷在武装上访，因为之前也发生过武装上访的事，就是新疆和蒙古那儿出现过的少数民族武装叛乱，反正清政府就是能镇压的镇压，不能镇压的给点钱，他们就回去了。所以对北京的皇帝来说，他不认为这是什么鸦片战争，他觉得就是有蛮夷来武装上访，我们就平和地给他们点钱呗，答应他们点条件，他们就不上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