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与吉姆的婚姻生活（第5/9页）

这份分居协议我只记住了内容是要和我分居，文字我一个字也没记清。

吉姆和我在一个屋檐下分居了。

吉姆和我在一个屋檐下分居，各占一室，我们共用客厅和厨房，像一对常年合住的房客，照常进出，相安无事。德国法律规定，在夫妻分居期间，如果妻子没有工作，丈夫必须支付其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作为妻子的生活费用，吉姆严格按照德国法律支付我分居抚养费。我觉得有意思，我和吉姆是恩爱夫妻时，我勤俭持家，每个月从来没有花掉吉姆百分之四十的工资，每个月、每年剩余的钱都在吉姆和我的共同账号上。现在两个人分居了，我们是各住各的了，我拿着足够多足够花的钱，却连家务都不用做了。我有种特别奇怪的感觉，法律总是不及自律。

我和吉姆是在一个屋檐下分居的，这个家我很舍不得。

我到德国之前在中国的二十多年里，16岁去北京上大学之前都是和父母在一起住的。父母都在一个很大的国有企业工作，我出生的时候全家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屋外搭了一间更小的小屋作为厨房，我以为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是父母结婚的新房，但是后来才知道其实不是。父母是借别人的宿舍结婚的，一间宿舍里面本来是住两三个人的，给其余的人说个好话，让他们回避一下，让我的父母新婚之夜能住在一起，这就结婚了。后来我要出生时，单位分给父母一间16平方米的屋子，没有厨房，因为是小平房，各家各户都在屋子外搭建了一间小屋做厨房，我和父母，后来又加上妹妹，四口人住在一起。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并没有因为屋子小而不快活。

我上中学的时候，父母单位第一次为职工盖楼房，父母因为是双职工分得了两间房子，共二十几平方米，我家住底层，还有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院子。父母在院子一角栽了一棵树，几年后树荫遮住了半个院子，我的父母还养了几百条金鱼，养了很多花，养了鸡，我和妹妹放学之后的任务是到臭水沟里给金鱼打捞鱼食，臭水沟里泥越黑越臭，一片片在黑泥上漂浮着的红红的鱼虫长得越鲜艳越肥，捞回了鱼食喂了鱼儿就给花浇水，冲洗带鸡粪的院子地面，鸡生出了鸡蛋轻松得咯咯地叫，每只鸡发出的声音高低长短节奏都不同，构成鸡鸣重奏。晚餐时，桌子摆在院子里，被花儿包围着，几百条鱼儿在身边游着，香葱炒自家鸡生的鲜鸡蛋，味道真好，但我有时顾不上吃饭，上中学的时候我经常因解答数学方程式入迷。

我上中学的时候也没有留下因为屋子小而不快活的回忆。

后来我上大学到了北京，大学是6个学生一间宿舍，上下铺，大家常因为作息时间的不同有微小的冲突，但是在那间屋子里我也没有因为屋子小而不快活的回忆，大家成了姐妹。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是两个人合住一间宿舍，这在当时北京的高校里属于最好的条件，我享受了这个好处，但是依然觉得不够，因为当时女生开始有男朋友了，每个人都很需要私密的空间。从那时开始，我才有了对独立空间的强烈渴望。

我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独立空间。到德国后首先是住学生宿舍的“筒子楼”，12平方米的房间，沙发掀开是一张床，浴室和厨房在楼道里，我第一次有了拥有自己的空间的感觉。后来，我又努力得到了公寓似的学生宿舍，18平方米，还带自己的浴室和“厨房角”。所谓“厨房角”，就是没有单独的厨房，而是在房间的一角安装了电炉平台、冰箱、水池等，这比在90年代初，我的大学同学研究生毕业结婚了还住“筒子楼”的条件都好，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拥有了自己完整的私人空间的感觉。

吉姆和我从法兰克福“迁都柏林”搬进这个房子的时候，据说房子里以前住着美国人，“二战”后柏林的东边由苏军占领，西边由英、美、法三军占领，东西德统一之后，驻军全面撤离。美国人住在柏林看来很舒适，房子是栋小别墅，共三层，我和吉姆住二层。墙壁颜色暗淡了，我买来涂料、刷子，系上头巾，登上梯子，亲自动手刷白。吉姆和我迁都柏林，婆婆很支持，主动提出每个月资助我和吉姆500马克“迁都费”，以确保我们在首都的小资生活。我此次不用去包豪斯挑木板搭家具了，沙发、地毯、餐桌、床、大衣柜我一件件去家具商店挑选，为了节省送货费，我自己开着一辆运货车横穿陌生的都市去提货，家具到了，我一个螺丝一个钉，自己动手组装。家具摆齐全了，我在宽大的餐桌上展墨研笔。最终，家里洁白的墙面上都挂满了我充满憧憬和安宁的水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