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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是这个笑的靶子，当然被击中了。他说：你去上海做什么？上学？

我母亲说：嗯。

想勤工俭学？

我母亲根本不知什么是“勤工俭学”，但刘先生脸上的表情告诉她，它多半不是坏事。她点点头。这样她是留了余地给自己的。

刘先生说：真不简单。你多大了？

我母亲胆子一乍，说：我十八岁。

魏小姐说：看上去你只有十三岁！

她没看出来，刘先生在听我母亲谎报年龄时，脸色一红，眼睛一亮。我母亲却看见了。她基本上已给刘先生的人格批了分数，他人是不坏的，但本事中等，靠教些课，撰写些文稿、剧本过活，不松也不紧，钱多的时候他爱钱，没钱的时候他爱气节。这样的男人在我母亲的生命中扮些角色，有时还会显得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不是她的终极目标。她一提当年勇就说：我一个小包袱进大上海，靠过谁呀？她可能主观上并不存心要靠刘先生，但她一连几十分钟向刘先生发射魅力，刘先生尽管心里有点嘀咕，认为这小姑娘有点来者不善，但他已经死心地要给我母亲舒舒服服靠上来了。

刘先生为我母亲在上海租了房，领她剪了头发，给她找了大堆的文件来抄写、复写、刻写。即便他明白他上了我母亲一记小当：她在上海根本无学业，他对我母亲的印象毫不受损。那个年代，脱离封建家族，投奔独立自由的女性是受欢迎的，尤其在刘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群落里：独立自由的女性多了，对他们就方便了。要他们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闺秀出来，第一是费事，第二很可能徒劳。他们对男女关系的新观念，他们向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会上飘流的新女性身上。剪了头发，同家里不复来往的我的母亲，很快成了个“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觉得不费事。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写字台前一笔一画抄文稿，一坐十二个小时。她的律己，朴素，她的勤劳使刘先生觉得，她是个模范“密司”。

刘先生和我母亲几乎天天见面。她很清楚他对她怀有希望。我母亲知道，对她怀有希望的男人可不少。但她懂得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刻一定得好好把握时局，弄得好，所有那些暗怀的希望都可以任她驱使、利用，弄得不好，就会砸锅。包括刘先生在内；所有男士中没有一个完全如她意的。他们都没什么大本事，只能约了去一同看看电影，轧轧马路。使她总有足够的抄写生意。她想，没准哪天这几个男人里就出息出来一个呢。她的方针是，先拿他们将就着，时刻准备发现新目标。

刘先生写的剧本被拍成了电影，电影打得又很响，一夜间就本事起来，来看我母亲时黄包车也不坐了，坐了部轿车。他告诉我母亲他已经是电影片厂的股东兼副厂长。我母亲随他坐进轿车，脸上虽淡淡的，心里却想：幸亏我没得罪他，帮他维护住了他心里对我的希望。她听他谈笑风生，讲拍片中的荒唐事。我母亲想，原来魏小姐也一夜间成了大明星！她和刘先生工作中往来紧密，只要她同我争，我太不是她的对手了。

三个月内，刘先生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有车，房也有了。他对我母亲的造访，渐渐稀疏起来。我母亲想：好了，时候到了。她打开柜子，从角落里拿出那个印花包袱布，里面十块光洋纤毫未损。我母亲很厉害，守她的财就像守她的身一样，守得铁紧。她遏制了自己的贪嘴，吃零食的习惯，每一文钱都花在节骨眼儿上。她多少次告诉我：好吃懒做的女人，下场往往很惨。她拿着沉甸甸的大洋进了布料店。她的对手是电影明星了，她不能在外貌上败给她。她一块块料子往自己身上比，最后选了块苹果绿的薄呢。她穿上苹果绿的半长大衣，剪了一排齐眉刘海，在下午六点来到刘先生办公室楼下。

她看见刘先生走了出来，便把手里的书打开，慢慢地边看边走。听到刘先生的嗓音唤她，她倏然从专注的阅读中冒出脸来，左顾右盼，像是没看见唤她的人就在三步之内。她从刘先生眼里知道自己对一切的设计都很奏效。

我母亲说：怎么这样巧？

刘先生说；要不要去我办公室坐坐？

这是你的办公室啊？好排场。

这楼是我父亲报馆的。

我母亲想，千万不能热乎，不能粘上他。别跟他上楼。

她说：我要去上课呢。

上课？

我在修会计课，还修了英文课。

根据她对刘先生的了解，我母亲晓得刘先生会喜欢一个好学上进的女孩。

他和她就在路灯初亮的马路上分了手。果不出我母亲所料，刘先生第二天便到她的亭子间来了。他和她交往上的锈迹，立刻被除去。她对他承认，她曾经瞒了自己年龄，她到现在也还不满十八岁。刘先生听了，显出很伤感的样子，伸一只手撸着她的头发：这是个多么洁身自好、意志如钢的孩子。我母亲讲到应家三十几口为守着五百两黄金，外面的生意、学业，样样可以丢弃；他们让她一天也不愿多忍，宁愿冒受穷挨饿的危险独自闯荡，她以那种孩子式单纯直接的语言讲述，而刘先生却慢慢流下眼泪。他抱住她，说：和你相比，那些女人多么低贱。多么没有尊严。我母亲明白他指的是成了明星的魏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