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节（第2/3页）

我说：嗯。

改个航班。

不行，这不是能改航班的那种机票。

那就让它作废。我给你另外买张机票。

我跟着安德烈回到他的房子。那一夜我跟他话都极少，我奇怪他没饮一滴酒。我却为自己倒了一杯红葡萄酒，说：你不要来一杯？

他笑笑说：我前两天忽然意识到，好酒不该给坏心情去糟蹋。

你现在是坏心情？

我说的是前两天。他见我还想打听，就说：等我心情彻底好转，你再跟我打听。

我记得我晕沉沉地醒来时，已是上午十点。安德烈已去上班了。我一向很惊讶他那么高大个人怎么会有那么细微的动静——他在我睡着时，轻得跟魂似的，从不惊扰我的睡眠。他在床头柜上放了半杯水和几粒维生素，一堆硬币，一把去室内游泳场的钥匙。他总是担心我出门忘带硬币，乘公共汽车或地铁或打发乞丐，都会犯难。他也总是逼迫我吃维他命，却并不用语言强迫，而是把它们搁在我跟前，水也替我倒好，意思是：看你好不好意思不吃。

我一粒一粒地吞服维他命，嗓子哽噎：此生不会再碰上比安德烈更珍视我的男人了。之后我去淋浴，洗头发。我发现安德烈这个舒适的窝可真有腐蚀力。等我从淋浴里出来，我便失去了再投入贫穷生活的气力。我照常站上电子体重器，看自己这“命一条”还剩多少斤两。

当我裹着洁白松软的毛巾浴衣，坐在餐桌边喝咖啡时，我像未来的戴维斯副大使夫人那样闲闲地翻看着报纸。报纸下有一些拆开的账单和信。一封信的字迹相当眼熟，我从它的隽永、略微的神经质上判断出来，它出自里昂的手。我赶紧展开它。

信不长，相当客气，大致内容是说他与我只存在浓厚的好感。而他真正爱的，是一个画画的女孩。他为自己那天的行为道了歉。

所有的温暖、闲适，一下全消失了。我觉得什么东西戏弄了我。我无法确定，被戏弄的感觉是不是被“好感”这个词刺激出来的。我饮完最后一口黑咖啡时，心想：那些莫名的美好感觉总算给命名了。如此将就、蹩脚的命名。

我已记不清楚在安德烈那儿呆的三天我都做了些什么。我只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不断地熨烫衣服。躲藏在熨衣服这桩事后面，我可以好好发呆。或许，可以顶放肆地胡思乱想。

面对着四十多年前与我母亲不辞而别的刘先生，我尽情地跑神。这个四十多年前做了天涯断肠人的老人，此刻正一层层打开他情感的木乃伊，让我接近他封存的青春。他娓娓地讲述，每讲几分钟便进入一段美妙的痴呆，然后他会说：菁妹，麻烦你给我一杯梧桐树。我便去为他端一杯矿泉水，或者牛奶。我至多不会超过三次误差，就猜中他真实的意图。他有时会怀疑我是否在听他讲话，他便拉拉我的手，说，我刚才说了什么？

我便回答他刚才说了什么什么。

他便知足地笑起来。我的独立思考越来越不影响我跟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或对白。这一点大概要归功FBI。也或许归功我从小的成长环境。口是心非让我活得方便不少。如果人们因此认为我不诚实，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对于我口头一套，心里一套这个性格特色，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不是存心的。当刘先生讲着他三十岁的独白，他也一点儿不认为他的那一重真实和现实的这一重真实有什么不吻合。他不是存心要跟客观矛盾。于是我和他都能舒舒服服地各想各的，各说各的。

我对华盛顿最后傍晚的记忆，始终鲜嫩，如同尚未形成疤痂的创面。我记得劳拉典雅的香水气息，跟安德烈的克隆在小餐桌上交融得那样好。我直到现在一回想那个晚上，记忆便是嗅觉的。安德烈、我、劳拉，坐在一个吵闹至极的爵士吧里，听着六人组成的爵士乐。六个人都像里昂一样，阴沉沉地、文雅地愤怒。六个里昂各顾各地宣泄，他们的和谐一致完全是天大的巧合。六个苍白惨淡的里昂，扭曲着、微妙地痛苦着，在原地流浪。我呼吸着劳拉和安德烈，听着满空间谁和谁也不搭茬的大声交谈，从中剔出六个里昂的旋律——那中间的自由。那样一大笔自由，谁的一生能开销得了？……

随着酒意的上涨，我不再听见人们自认为是对白的独白。我只能听见台上六只孤狼的凄婉歌唱。他们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忘掉了他们的伴儿。看着六只狼的眼睛，你知道孤独是不可能伪仿的。不论他们的音乐优或劣，他们的孤独是货真价实、一流的。

我发现安德烈走开了。去洗手间或电话亭。劳拉凑到我耳边大喊大叫，喊了半天，我才听出来，她在告诉我：安德烈一定是去什么地方，躲起来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