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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实在是太快，马上就要上路了。七点钟早餐就匆匆结束了，因为他得早点出发，要赶在普利茅斯过夜，然后在那儿乘早班轮船。那是一艘商船，他得坐那艘商船到马赛，到了马赛就可以抽空转转意大利。这一路是很漫长的海上旅行。那是一顿阴冷潮湿的早餐，威灵顿把马车停在门口，车上很快就堆满了行李，几匹马已是蠢蠢欲动，急于要走。这时安布鲁斯转过身，一只手搭在我肩上，对我说：“要把一切都照料好，别让我失望。”

“这叫什么话，”我说，“我可从没让你失望过。”

“你还年轻，”他又说，“我留给你的担子很重。总之，你要明白，我所拥有的一切也都属于你。”

我想，那时要是我坚持的话，他可能会让我跟他一起去。但我没再说什么。我和斯考比把他扶进马车，又把旅行毛毯和手杖递进去。他从开着的窗口朝我们笑了笑，然后对威灵顿说：“好了，威灵顿，走吧！”

于是他们沿着车道走了。天空开始下起雨来。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冬天的日子一如既往。我像以前一样思念他，同时又有很多事情要忙。有时想找个伴，我就会驾车去看尼克・肯达尔教父，他有一个独生女儿，叫露易丝，比我小几岁，和我从小一起玩大的。她长得很结实，人也很实在，而且挺漂亮。安布鲁斯以前总开玩笑，说她会做我的妻子，可我心里从没这么想过。

十一月中旬收到了他的第一封信，信是他去马赛时坐的那艘商船捎回来的。信上说他一路很顺利，天气也很好，只是在比斯坎湾稍微颠簸了一下。说他身体状况良好，兴致也很高，急着去意大利玩。他不大敢乘坐公共马车，怕把他带到里昂去，于是就自己雇了马和车，打算沿着海岸进入意大利，然后再转去佛罗伦萨。威灵顿听了直摇头，说那样会出事的，他坚信一点：法国人没一个会赶马车，意大利人则都是强盗。然而安布鲁斯并未遇上麻烦，从佛罗伦萨寄来了第二封信。他的信我都保存着，现在身边有一大捆信件。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些信被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在我的手里反反复复地摸来摸去，仿佛手指的接触，能使我从中获得比语言更多的内容。

就是在寄自佛罗伦萨的第一封信——显然他在那儿过了圣诞节——的结尾处，他首次提到了表姐瑞秋。

“我结识了咱们的一个亲戚，”他在信中写道，“你以前听我说起过科林家族吧，这个家族原来在塔默尔有家业，后来卖给了别人。查查家谱，可以发现上上一辈有个科林和艾什利家族的人结了婚，这个支脉便有了后裔，其中有一个孩子出生在意大利，由一个穷困的父亲和一个意大利母亲养大，年纪轻轻就嫁给了一个叫桑格莱提的意大利贵族。这个贵族好像是在有次喝得半醉和人决斗中丧生，给他妻子留下了一大堆债务和一座空荡荡的大别墅，但没有孩子。这个桑格莱提伯爵夫人，或者叫她自称的名字瑞秋，就是我的表妹。她是个很敏感的女人，也是个好伙伴，她很尽心尽职地带我看了佛罗伦萨和罗马的花园，这些地方以后咱们俩要一起去的。”

安布鲁斯能有个朋友，而且还是个热衷于园艺的朋友，对此我感到很宽慰。因为我对佛罗伦萨和罗马的社会背景一无所知，所以一直担心他在那里不太可能结识英国人，现在至少有这么个人，祖辈是康沃尔的，这样他们俩就有了共同之处。

接下来的一封信几乎全列满了各种花园，这些花园虽然不在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候，却似乎给安布鲁斯，还有我们的那个亲戚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已逐渐对咱们的表亲瑞秋产生了诚挚的敬意，”安布鲁斯在初春时写来的信上这么说，“而且一想到她跟着桑格莱提那个家伙受的那份委屈，心里着实难过。这些意大利人简直就是一帮无耻的恶棍，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她在外貌和行为方式上都和你我一样，俨然一个英国人，就好像昨天还生活在塔默尔似的，只是对家族了解甚少，一切都得我讲给她听。谢天谢地，她绝对机灵，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丝毫没有妇道人家常有的喋喋不休的毛病。她帮我在费索勒找了很好的住处，离她的别墅不远，随着天气日渐转暖，我会更多地去她那儿，在阳台上坐坐，或者去花园里逛逛，这些花园的造型和里面的雕塑看上去都是出自名家手笔，不过我不大熟悉。她的日子怎么过的，我不清楚，可我猜想她大概得把别墅里许多值钱的东西卖了还丈夫欠的债。”

我问了尼克・肯达尔教父，问他对科林家族有没有印象，他说有印象，但印象不好。“他们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家伙，”他说，“我小的时候只知道他们赌博，把房产和钱财都输光，现在留在塔默尔那里的只不过是个破烂不堪的农场。四十年前就衰败了。这个女人的父亲一定叫亚历山大・科林——我想他消失在大陆了，他排行第二，和他父亲一样，不过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安布鲁斯讲到这个伯爵夫人的年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