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波洛的案情分析

我们全神贯注地坐在那儿，听波洛对本案的最终解释。

他说： “我一直为本案的起因发愁。有一天，黑斯廷斯对我说，这个案子已经结了。我回答他，这个案子就是那个家伙！这个谜并不是谋杀之谜，而是ABC之谜。为什么他非杀人不可？为什么他挑选我作为他的对手？

“有人说那家伙精神错乱，但这不能算答案。说一个人做疯狂的事，因为他是个疯子，这种说法是愚蠢的，只有缺乏才智的人才会这么说。疯子的行为和正常人一样，也是合乎逻辑的，经过周密思考的，只不过在常人看来，他的观点是古怪的、偏执的。举个例子来说吧，如果一个人出门，身上只围了块遮羞布，还要走到哪儿蹲到哪儿，你会觉得他的行为反常至极。可是一旦你知道他认定自己是圣雄甘地，那么，他的行为就变得合理了，符合逻辑了。

“本案的关键在于想象一种思维方式，凶手制造四起或者更多起谋杀案，而且每次作案之前都会预先写信告知赫尔克里·波洛作案的时间和地点，这个做法对他来说是合理的，符合逻辑的。

“我的朋友黑斯廷斯会告诉你们，从收到第一封信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沮丧不安。我立刻感觉到那封信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

“你的感觉很正确。”富兰克林·克拉克冷冰冰地说。

“是的，但是从一开始，我就犯了个大错。我允许自己的感觉——我对那封信的强烈的感觉——只作为一种纯粹的印象存在。我把它当成了一种直觉。在一个健全理性的头脑中，根本不存在一个叫直觉的东西——受到启发的猜想！当然，你可以猜——你可能猜对，也可能猜错。万一猜对了，你就可以称之为直觉。如果猜错了，通常你就不再提起了。然而，通常被我们称做直觉的东西是建立在逻辑推理或经验基础之上的印象。当一个专家感觉一幅画、一件家具或者支票上的签名有什么不对劲儿的时候，他的判断完全基于细枝末节。他没有必要详细探究——他的经验会排除这种做法——最终的结果是留下什么地方不对的确切印象。但这不是猜想，而是一种基于经验的印象。

“好吧，我承认，我没用应有的方式看待第一封信。这令我极为不安。警方认为这只是一场恶作剧。我却当真了。我相信如信中所言，有一场谋杀案将在安德沃尔发生。你们知道，那里确实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我很清楚，当时我根本无从知道凶手是谁。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试图弄明白那件事是什么样的人干的。

“我掌握了一些迹象。那封信——作案方式——受害者。我必须弄清楚犯罪的动机和写信的动机。”

“引起公众的注意。”克拉克建议道。

“肯定是自卑情结作祟。”托拉·格雷补充道。

“当然，这个方向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为什么要写信给我？为什么是赫尔克里·波洛？把信寄给苏格兰场能获得更大的关注。寄给报社的话影响就更大了。报社不一定会登出第一封信，但等到第二起谋杀案发生时，媒体会将所有的焦点聚集在ABC 身上。为什么是赫尔克里·波洛？是出于个人原因吗？信上确实透漏了那么一点儿排外倾向——但这个解释无法令我满意。

“然后，第二封信到了——接着贝蒂·巴纳德在贝克斯希尔遇害。现在清楚了——我早就怀疑过这一点——这些谋杀案是按照字母顺序推进的，虽然对于大多数个人而言，这是最终的事实，但我脑子里的那个主要问题依然没变： ABC为什么要杀人？”

梅根·巴纳德在座位上扭来扭去。

“难道没有一种东西叫——嗜血吗？”她说道。

波洛转身面向她。

“你说得很对，小姐。确实有这种东西。杀人的欲望。但这与本案的情况不符。渴望杀人的杀人狂往往渴望杀尽可能多的人。这是一种循环往复的渴望。这种杀手会尽量隐藏自己的行踪——不会为自己做广告。当我们考虑被选中的四个受害人——至少是其中的三个人，因为我对唐斯先生和厄斯菲尔德先生了解甚少，我们会意识到，他挑选了这些人，就能除掉他们，而不引起任何怀疑。弗朗兹·阿谢尔，唐纳德·弗雷泽或梅根·巴纳德，可能还有富兰克林·克拉克先生——警方会怀疑这些人，哪怕拿不到直接证据。他们想不到会是一个陌生人干的！那么，为什么凶手觉得有必要唤起大家对他自身的注意呢？有必要在每具尸体旁边放一本ABC列车时刻表吗？他是不是有强迫症？列车时刻表是否与某种情结有关？

“我发现在这个时候走入凶手的内心是无法想象的。一定不是因为道德高尚吗？担心一个无辜的人承担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