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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在为了上班而洗澡并穿衣打扮时，我一直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

在艾莉森的要求下，我已经把夜里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给她讲了一遍。然后，我给她看了那张照片。她泪流满面，跟我一样愤怒和悲伤。她看到照片的那一刻微微地趔趄了一下，看起来是如此自然，仿佛发自本能，令我忍不住想去相信她。她那紧握双拳、浑身颤抖的样子实在太逼真了，我觉得没有哪个演员能演得出来。

或许，我只是在自欺欺人？如果她是绑架事件的参与者，肯定早就知道我会收到那张照片，那么她是不是已经提前练好了这套情绪反应，就等着装给我看？

到了法院，我还是不确定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当我走进内庭时，只有琼·史密斯一个人在。她正拿着一个喷壶忙着给办公室里的植物浇水。

自从周六早上到肯辛顿公寓转了一圈之后，我看史密斯夫人的眼光都不同了。这个穿着毛线衣、平底鞋和长裙的保守女人，真的是罗兰德·希曼斯追求的对象吗？还是说她的吸引力不在外表，而在于她能接触到这个特大专利案的法官？她有没有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把我的生活细节透露给他，结果促成了绑架事件的发生？

“早上好，法官。”说着，她把喷壶中的最后几滴水浇在了一株小灌木上，“我今早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张您的照片。”

“哦？”我说。

“报纸就在我的桌子上，如果您想看的话，直接拿去就行。”

我走到她的办公桌前，看到了一份《每日新闻》，在本地版内页的右上角有一张我跟布雷克·富兰克林的合照。这是一张抓拍的照片，画面上的我们正在交谈。他的胳膊搂着我，我手里甚至还拿着一杯香槟，这让我觉得非常难堪。整张照片都显得颇为交际主义和精英主义。跟政客相识是一回事，而过从甚密又是另一回事了。

包括这张照片在内的三张照片都放在同一个标题下，即“富兰克林议员举办纽波特纽斯募捐派对”。没有文章报道，只有一个标题。

“我看到了，谢谢。”我花了片刻工夫才回过神来，假装随意地问道，“史密斯夫人，周末过得怎么样？”

“过得很好，谢谢您挂念。”此刻她已经浇完水坐了下来，“这周牧师讲了《马太福音》。”

我等了一下，但是她没再说别的了。

“你……有没有招待什么客人，或者有其他的社交活动？”我问。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这个问题已超出了我们周一早上谈话的正常范围了。

“周日那天我去了姐姐家吃晚饭。”她说。

“噢，怎么样？”

“不错。挺好的。”

又没话说了。

“我记得你住在肯辛顿公寓，对吗？”

“没错。”这回，她已经开始用奇怪的眼神看我了。我佯装不知，若无其事地继续对话。

“那里好像是个招待宴客的好地方。”我试探着说。

“算是吧。”

她并不打算主动说什么了。如果琼·史密斯真的与罗兰德·希曼斯有染且不愿明说，那么至少她心里清楚这种关系是不道德的。我得追问一下，若是问对了问题，说不定就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出心虚。

“史密斯夫人，你认不认识一个名叫罗兰德·希曼斯的律师？”

她毫不犹豫地说：“应该不认识。”

“他是帕尔格拉夫案的原告律师。”

“噢。”她答应了一声。

又没有下文了。她的目光很坚定，没有丝毫可疑之处，我什么都看不出来。

“好吧，我去工作了。”我说。

“嗯。”她说。

当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时，她已经开始哼起一首赞美诗的前几个小节了。

大约二十分钟后，我来到小厨房倒咖啡，正好瞧见杰里米·弗里兰来了，他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我停下脚步，敲了敲他办公室的门框。上周五——确切地说，是上周六早上8:37——我已经发电子邮件拒绝了他拜托我申请撤换的要求，现在我得看看他情绪如何。如果我的专职文员心怀不满，那么光靠我自己，根本没法处理这么大规模的案子。

“早，”我说，“有空吗？”

“有，当然有空。”他说。

他的皮肤微微泛红，很可能是因为他在上班前去跑步锻炼身体了。我轻轻地把办公室门关上。

“抱歉，打扰你了。”我说。

“哪里的话，法官阁下。”他说，“其实我正打算去找您。”

我与他面对面地坐在办公桌前，顺便扫了一眼桌上的监控画面。这个东西总能吸引人的目光，即便画面上什么都没有。

我清了清嗓子，说：“关于我周六早上给你发的那封邮件——”

“还是我先说吧。”他抬手打断了我，“您瞧，从周五到周六，我想了整整一夜，在收到您的邮件之前，我就已经明白自己说了傻话。其实周六早上我本打算给您发个邮件说‘别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结果却先收到了您的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