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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审前会议进行了整整一个小时后，我才轻轻地敲了敲214会议室的门。我估摸着，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已经开始进行深入的讨论了。

珍·安来开了门，我顺着门开的方向，侧身闪进了会议室。趁着众人还没察觉到法官来了，我先快速地环顾了一周。房间里摆了一张长长的会议桌，两边各有八张椅子。被告方显然是先到的，因为他们抢占了背靠窗户的那一侧。根据时下流行的心理学所言，背后有大片开阔空间的人会显得比背后靠墙的人更加强大、更有气势。

被告方那一侧的八张椅子都坐了人，椅子后面还站了八九个人。为了决定谁坐谁站，他们肯定是唇枪舌战了一番，还好我没见到那个场面。

原告方这一侧只有罗兰德·希曼斯和他的两个助理律师，还有丹尼·帕尔格拉夫。原本，我以为相形之下他们会显得很可怜，不过希曼斯的存在感太强了。他摆开架子，一个人就占了三把椅子的空间。《纽约时报》把这起案子的双方比喻成了大卫与歌利亚，这么说固然有道理，可就算希曼斯真的是大卫，那也是个威风凛凛的大卫。

等到我进入了大家的视线，所有的谈话都停止了。在场的众人都站起身来，兴高采烈地迎接我。作为一个法官，不管什么时候都有人巴结奉承，这是没法避免的。

见面介绍的环节充满了刻意的逢迎和虚伪的笑声。希曼斯一直使劲儿驼着背，利用手臂长的优势，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跟我握手，生怕自己的影子会笼罩在我身上。他很清楚，自己的块头和肤色会给人带来怎样的印象，他可不想吓坏了眼前这个小个子的白人法官。

被告方打头阵的正是克拉伦斯·沃思，他也是“莱斯利、詹宁斯与罗利”事务所的首席律师。他是一个身材瘦削的白人男子，身高有六英尺多，穿着颇为考究，显得很有涵养。

接着走上前跟我握手的是阿波提根的法律顾问弗农·威拉兹，然后又是一大群我记不住名字的人，反正里面没有保罗·德雷瑟就是了。我发现在场的有些人根本就没必要来参加这次审前会议，他们大老远地从纽约、华盛顿等地赶到诺福克，其实就是为了跟我握手的这三秒钟而已。

这种做法很愚蠢，但在他们看来，这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再说了，反正埋单的是阿波提根制药公司。我沿着桌子绕了一圈，最后来到一位仪表堂堂、头发雪白的绅士面前，我见过他的照片。

“很荣幸见到您，法官大人。我是巴纳比·罗伯茨。”阿波提根的首席执行官用一种十分圆滑的“牛津加剑桥”的口音说道，他将“巴”这个字发得非常饱满、厚实。

这下我充分明白了这桩案子对于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意义。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居然抛下了一切事务，专门跑来参加这个本该是例行公事的日程安排会议。整间会议室里，唯一一个不愿曲意逢迎的人就是帕尔格拉夫。在跟我握手的时候，他依然昂首挺胸，摆明了他认为我跟他不是一个智力级别的人。毕竟，你十三岁的时候申请到属于自己的专利了吗？二十一岁就获得博士学位了吗？都没有。只要大天才丹尼·帕尔格拉夫在场，我们这些人就是挤破了头也只能争当屋里第二聪明的人罢了。

“请坐，诸位，请坐。”我说。于是有座位的人就都坐下了，而我则依然站着，“我相信，今天上午弗里兰先生对各位应该招待得还可以吧？”

杰里米笑了，各位律师也都微微一笑。

“很好。那么关于庭外和解谈得怎么样了？有什么进展吗？”我问道。作为一个法官，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这么说。

大块头希曼斯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说：“法官大人，我已经给被告方很多机会了，但他们根本就不领情。”

“法官大人，”沃思气恼地说，“原告方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选择，要么把专利期限内普瑞瓦利亚获利的百分之五十五分给他们，要么一次性支付给他们五百亿美元。面对如此无理的要求，我们怎么能达成和解！”

“无理？”希曼斯大声道，“你们想用我方委托人的专利，居然还——”

“谢谢你，希曼斯先生。”我一张口，希曼斯便立刻住嘴了，“听起来庭外和解是不大可能了。那证据开示讨论得怎么样？”

于是，双方便展开了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的唇枪舌战，我在旁边装出一副认真倾听的样子。总结起来，就是沃思认为十七个科学家太多了，在他看来有十个科学家出庭做证就足够了。而且，他还拒绝上交希曼斯要求的许多文件和电子邮件，他说其中包含了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大量内部情报，因而不能妥协。我耐心地等着他们把主要的观点都说完，然后便问他们建议如何安排审前日程，结果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口水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