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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周五下午，有两件事还是悬而未决。

一、赫伯·思里夫特没有给我回电，尽管我已经多次留言催促，但依然杳无音信。二、罗兰德·希曼斯没能找到丹尼·帕尔格拉夫。

根据我早先的威胁，这第二件事按理说是要导致原告辩护律师被关上一个周末了。可是，当杰里米·弗里兰替情人恳求我网开一面时，我还是答应了。从现实角度来讲，要是真把希曼斯关进十五英尺高的铁丝网里头，那他就更难找到自己的委托人了。

至于赫伯·思里夫特，他似乎已经离开本地，到别处去了。也许这样反而更好。一周以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向儿子打探消息。对于每一天的活动，他和艾莉森的描述已经没有异样了。艾莉森没有不告而别，也没有将萨姆单独托付给他的姨妈们，而且也没有再谎称午休其实开溜了。我偶尔会登上她的脸书账户看一下，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本周的最后一项司法工作安排在周五下午两点，那是一场假释撤销听证会。这也就意味着有一名重罪犯在假释期间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现在政府急于将他送回监狱。说起来，这类听证会可谓十分平常，不过对于当事人来说，这却是涉及人身自由的大事。

被告人是一名光头的白人男子，一看就是饱经风霜的硬汉，跟我以前在法庭上见过的许多犯人一样。他请了一个私人律师，这名律师穿着不合体的西装，这是他第一次在我的法庭上露面。

公诉人又是威尔·哈波德。作为助理检察官，他本该在开庭时抬头挺胸，面朝法官立正站好，但他却一直低着头，似乎不想看我。在雷肖恩·斯卡夫朗一案的审判问题上，他肯定没对杰布·拜尔斯说什么好话。

我尽量简短地说了几句话作为审理过程的开始，然后便让哈波德发言了。他依然躲避着我的目光，说：“谢谢您，尊敬的法官大人。”

哈波德开始陈述对被告人的指控。被告的两次药检都不合格，而且他拒绝接受第三次药检；此外，假释官令他不得跟一些人见面，他也无视命令，依然跟他们混在一起。这些指控均可以将他再次送入监狱。

当然，哈波德仍必须提供跟指控内容相关的证据。于是，他申请让缓刑监督官出庭做证。缓刑监督官的证词还是老一套，类似的话她说了至少有一百遍了，我听了也不下一百遍了。这名女监督官轻拂头发的样子有一点儿像艾莉森，我突然想起了花草香的味道。

在过去的这一周里，我们家的所有洗手间中都出现了一些装着干花的小容器，还有其他各色的香薰物件。我刚开始觉得很困惑，因为艾莉森从来不用这些花草香料的。

后来，周四吃完晚饭后不久，我去了楼下的洗手间。在丁香、肉桂等各种花草的香气之中，飘来了一种难闻的气味。那是呕吐物的气味。紧张焦虑严重影响了艾莉森的消化系统，她刚吃完晚饭就吐了出来。仔细搜寻之下，我还发现了一罐空气清新剂，这也是我们家以前从没有过的东西。

撇开此事不谈，单是看看艾莉森，我就能发现担忧给她的身体带来了何等伤害。她瘦了许多，眼皮整日都耷拉着。以前，她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少女的活力，现在却变得缓慢、迟钝，仿佛她在一夜之间就老了许多。

这些是无法伪装的，对吗？如果她知道自己的女儿安然无恙，能够按时吃饭并远离花生和坏蛋的匕首，那么她也不会出现这种反应了。

我正沉浸在这种想法中，突然被告辩护律师的一声大喝将我带回了法庭。

“反对！”他喊道，“这与本案无关！”

哈波德反驳道：“这能显示出被告人危险的行为模式。”

“这是极为不公平的，尊敬的法官大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假释撤销听证会的范围，完全是一种无理的指控。我现在立即就能提出至少三个判例来说明：班尼特案、布朗案及美国诉费勒案。”

我被逮了个措手不及，完全不知该说什么。我扫了一眼庭审记录员，希望她能明白我走神了，可以将引起这番争执的证词给我重新念一遍。但是，她也一脸期待地看着我，等着我开口。

因为这时候的确该轮到法官说话了。

我能感到自己的耳朵变得滚烫。法庭职员伸长脖子望着我，法院警务人员紧张地调整了一下站立的重心。

结果，是哈波德先打破了沉默。

“法官大人，您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对不对？”他说。

他愤慨地将双手挥向空中。没有哪个检察官胆敢在法官面前做出这样的举动，但经过斯卡夫朗案的风波以后，哈波德显然觉得自己有权蔑视我的法庭了。姑且不论他这种想法是否正确，我必须掌控局面，挽回我仅剩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