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三桥贤治觉得自己的人生注定要跟“日美关系”这个复杂又扭曲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他出生的那一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新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军事同盟由此确立。新的安保条约,是美国用来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和战略部署的重要手段。而对于战后丧失了军队和外交的日本来说,条约如同一把沉重的保护伞。从此以后,在国际安全上完全仰仗于美国的军事保护的日本,逐渐扩大着在国际关系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但是却也从此走上了长达50年的依赖美日同盟的外交模式,在国际问题上处处受制于美国。由于日本一直在持续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加上战争遗留问题,日本始终无法被邻国信任,难以融入亚洲社会,在国际社会中也一直游离于“正常国家”之外。
昭和六十年50,二十五岁的三桥贤治进入外务省,成为了一名高级官僚。那个时候,对于“亲美”外交政策还无法深刻理解的他,首先体会到的却是日本为“亲美”付出的沉重代价。那一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即使是当时在技术上并不占有绝对优势的电子产品,也由于日本政府对垄断行为的宽容,而得以通过提高国内价格,来弥补低价倾销国外市场造成的损失。当时的水名集团,也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成功地登陆美国市场的。而当时的美国,却处在财政赤字与贸易逆差的漩涡之中难以自拔。对于美国来说,似乎最直接有效的药方,就是下调美元汇率,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况。
昭和六十年51九月,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署广场协定。协议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下调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同时强迫日元和马克大幅度升值。广场协定揭开了日元升值的序幕,从昭和六十年到平成六年52的十年间,日元以平均每年百分之五的速度升值,股价和房价则以每年将近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而当时,日本年均GDP增幅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经济的泡沫已经膨胀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为了缩短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距离,平成元年53日本政府开始了货币紧缩政策,以遏制经济泡沫的膨胀。由此却导致了股价和房价大幅度下跌,银行形成大量坏账,日本经济进入了长达二十年的衰退期。
在三桥贤治从政的这十九年时间里,他始终站在与美国平等外交的梦想和民自党“从美外交”的现实的矛盾之中。身为民自党的干部,又有长达十年的驻美经验,三桥贤治深深体会到,在外交关系上对美国唯命是从的无可奈何。他知道,现在的日本想要彻底实现“正常国家化”,必须仰赖美国的支持。正因为此,纵使他内心有多么仇恨美国对于日本的控制和玩弄,表面上依旧是一个亲美的民自党外务省官员。
平成十六年54,是三桥贤治进入外务省的第十九年,也是他作为外交人员,在华盛顿大使馆工作的第七年。九月底的一天,他受邀出席了美国副国务卿为各国使馆人员举行的非正式晚宴。类似这样的社交活动每天都会在这个国家的首都举行无数次,不论是大学、公益团体、公司,还是政府从上到下各个部门,为了拓展人脉疏通关系扩大影响力,都频繁的以各种名目尽可能多的组织招待会。比起头衔名誉和广告,美国人更相信与对方直接接触时的直观感受。因此与什么人建立关系,选择什么样的合作伙伴,第一轮的筛选,往往就是在这种非正式场合的觥筹之间进行的。
虽说是副国务卿主持的晚宴,到场的又全是各国的高级外交官员,整个会场看上去却是热闹而闲适。在这个从来不在形式上强调等级关系,越是社会地位高的人,在社交场合上越会将谦卑当成风度的国家,你常常会吃惊的发现,刚才跟你愉快地大聊某一道菜肴的人,其实就是某位赫赫有名的教授,甚至是联邦法院的法官。
这些,都是在等级分明唯权威至上的日本社会中不可想象的事。在华盛顿的这七年时间里,三桥也逐渐习惯了与头衔比自己高的人平起平坐的交往方式。虽然对于美国他有太多看不惯的地方,但是这种社交方式,却是他作为一个日本人无比羡慕却又无能为力的。
宴会照常在主办者简短却满是幽默的开场白中开始了,三桥刚喝了一口手里的香槟,旁边就有人对他说道:“三桥先生,可以请您出去走走吗?”说话的是副国务卿的秘书泰勒。
三桥只在大脑内迟疑了两秒钟,就轻松地笑着说道:“当然。”
进入秋天,华盛顿迎来了一年气候最怡人的时节,傍晚的暮色照耀下,高远的天壁上是层层叠叠清澈的云。走在过了七点就安静沉寂下来的市区空气中,泰勒无关痛痒地跟三桥聊了几句棒球。等三桥手里的香槟喝得只剩一半了,泰勒说道:“不知道能否请三桥先生帮我一个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