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名字——藤田组伪钞事件 - 5 -

关于“藤田组伪钞事件”，除了尾佐竹猛所著的《明治秘史·疑狱难狱》，在《世外井上公传》（井上馨侯传记编纂会编写）第三卷中也有述及。作为一部传记作品，照例将传主塑造得有百瑜而无一瑕，一副很正面、很了不起的样子，但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述却颇有分寸，不失客观。在“伪钞诬告事件”这一节中，作者花七十页的篇幅做了详细记述，无非是为井上馨辩护的饶舌文字。井上馨担任大藏卿的时候，曾将秋田县尾去泽铜矿山从矿山主人村井茂兵卫手里强行夺走，先收归大藏省所有，然后转为其个人所有（当时为此事卖力奔走的是大藏省少辅涩泽荣一，后来事情闹得纷纷扬扬，涩泽不得不辞去公务员，潜心兴办实业，创立了第一国立银行等企业），由于有这段前科，世间怀疑井上与藤田组官商勾结，有见不得人的龌龊关系，也是理所当然的。

藤田组的经营由藤田传三郎和中野梧一两人负责。中野曾长期担任山口县令，明治八年十二月辞去县令，加入藤田组。藤田组在“西南战争”前后进入了经营急速扩张阶段，在世人的眼里，这一切得归因于长州出身的传三郎和原山口县令中野二人，与同为长州老乡的伊藤、山县、井上等政府高官有着不一般的交情，所以其经营才会如此一帆风顺，尤其是部分自由民权运动人士，一直攻讦藤田组的急速发展背后是官商勾结在助力。

负责镇压自由民权运动的川路大警视听到这个消息，为弄清真相，便命佐藤大警部助理展开调查，佐藤又指派部下对藤田组暗中侦查。侦查结果表明，坊间传扬的事情的确不是空穴来风。

于是川路再次指示安藤则命中警视，郑重其事地命他收集确证，为国除害。指示还说，从藤田组的经营对手以及过去几年中被藤田组解雇的人身上入手，是获得情报的捷径。

警视厅的调查，没有向大阪府警部透露任何消息，而是悄悄地暗中进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的大阪府知事渡边升与藤田传三郎往来密切，警视厅认为渡边已经成为藤田组的重要成员，担心他会妨碍调查。

此时，第一国立银行发现了贰圆面值的伪钞，它不同于以往发现的伪钞，制作极为精良，轻易辨别不出真伪来。该行立即报告了大藏省。由于伪钞陆陆续续被发现，大藏省方面猜测伪钞的数量可能相当庞大，为是否向社会公布，引起公众注意，大藏省踌躇再三。假如公布，势必引起罪犯的警惕，还有可能丢掉抓捕犯人的线索，因此最后决定不予公布，只是秘密地进行调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藏省出纳局局长伊藤武重拿着印钞局局长得能良介的鉴定书，秘密地向警视厅川路大警视申请立案并抓捕犯人。川路当即任命佐藤大警部助理为伪钞案的侦查主任，着手破案。当时，得能局长还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这种伪钞在关西地区流通最多。

安藤中警视听信了得能局长秘密提供的信息，翌年也就是明治十二年一月派佐藤、奥村两名大警部助理赴京阪地方调查藤田组与政府要员官商勾结的情况，同时一并调查伪钞的流通源头。在此阶段，关于藤田组违法经营的秘密调查和关于伪钞流通源头的秘密调查没有并案，是从两条线分头进行的。

佐藤和奥村在京阪地方集中精力从一月一直到三月调查伪钞的来源，但是毫无收获。两人转而想，如果不清楚伪钞在其他府县的流通情况，即无法把握伪钞在全国的流通状况，要想排查出其流通源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于是四月便返回东京，向安藤中警视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查的建议。

安藤将这个意见向大隈重信大藏卿做了报告，得到许可之后，安藤即会同得能局长、绵贯中警视助理等人召开会议，商讨下一步的侦查方向，最后决定奥村大警部助理负责调查东京以北注县及北海道函馆，本田亲利中警视负责调查九州各县，佐藤大警部助理负责调查东海道各县、京阪地方、四国地方及中国地方，各有专司，即刻前往。

安藤则命中警视担任起了整个案件调查工作的总指挥，是因为上一年年末的十二月二十八日起，川路大警视出差去了欧洲，考察那里的警察制度。当时政府希望尽快完成延宕多时的修订条约、改革警察机构等一系列事项，因而亟须详尽地了解欧洲先进国家的做法为参考。但在一部分人看来，川路的西洋之行，是为了支走这个刚正难弄的人，以便让藤田组事件不了了之顺利过关的计谋。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则认为川路远赴欧洲是为了获得伪造国币的有关证据。最初日本的纸币都是政府委托德国的印刷厂印制，然后再运回日本，后来经过双方协商订立协议，德国工厂将铜版印版交给日本，日本则购置了德制的印刷机械和附属零配件，由大藏省印钞局在国内印制。因此，川路的欧洲之行除了考察警察制度，似乎也有探寻伪钞有关证据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