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名字——藤田组伪钞事件 - 6 -

就在伪钞案的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警视厅忽然接到一封告密信，这封是由原藤田组的二掌柜木村真三郎写的，题为“实地录”。信中称，“伪钞是藤田传三郎、中野梧一、井上馨参议等人合谋制造的”。对警视厅来说，这无疑就像是天佑神助一般。

木村于明治九年经井上馨举荐，由一个叫河野清助的人介绍进入藤田组就事，第二年升为二掌柜。“西南战争”爆发后，藤田组开始染指陆军的军需物资业务，随着政府军转战各地，木村也先后奔波于长崎、熊本、八代、人吉、延冈、鹿儿岛等地，为藤田组立下汗马功劳。不料这个木村竟渐渐地行为不端起来，终于被藤田传三郎解雇。换句话说，他正是川路大警视之前指示中提到的“了解藤田组内情、被藤田组赶出去而心怀不满的人”。

这里粗略介绍一下木村的“实地录”，其内容大致写的是：

“西南战争”结束那年，即明治十年的秋天，木村回到九州的总部。其时他颇受藤田传三郎器重，当年十月下旬，按照藤田传三郎的指示，木村搬进了总部大客堂隔壁的一间屋子，与掌柜新山阳治、藤田辰之助一同起于此，三人成天在一起喝酒、聊天，于是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哥们儿。

十月二十六日抑或二十七日，三人在晚上商议公司事务，谈到今后打算的时候，阳治与辰之助一不小心说漏嘴，说到了伪造国币的事情。据他们二人说，藤田组对未来有着深远的规划，打算用伪钞在各地开张更多的分社，强势进入贸易、土木建设、工业制造等多个领域，今后公司内务全权委托给副经理佐伯势一郎等人打理，对外事务则由藤田传三郎和经理中野梧一亲自掌管。然而到了十一月初的一天晚上，辰之助和阳治二人又是一顿好吃好喝招呼木村，然后对他说，前些天讲到的有关公司内部的秘密，万一被别人知道就糟糕了，因此要木村发誓不对任何人提，经不住二人软磨硬泡，木村就给辰之助写下了一纸保证。“实地录”中大致写了这个经过。

此外，木村还附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此事只要向阳治和辰之助二人核实一下就可彻底弄清楚，假如二人矢口否认此事的话，自己愿意同他们当面对质。

此等告密行径，实是“藤田组伪钞诬告事件”产生之根源，一时轰动世间，弄得人心激愤，财界混乱，也令政府当局头疼不已，对藤田、中野二人自不待言，也给公（井上馨）的名誉造成了污损，而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反政府分子提供一个攻击井上公乃至政府的口实而已。

《世外井上公传》特意为井上馨撇清了与此事的瓜葛。

大阪地方法院有个名叫桑野礼行的助理法官，在得到这份“实地录”后立即上京，将此事报告给安藤中警视，并将告密信交给警方。安藤大喜过望，当即派人将木村真三郎从大阪带到东京，展开了讯问。

再看尾佐竹猛所著的《明治秘史·疑狱难狱》一书中对“藤田组伪钞事件”的后续进展所做的描述：

东京警视厅的巡查一行到达大阪后，身着制服，佩带刀剑，在佐藤志郎助理大警部的率领下，于明治十二年九月十五日黎明，从大阪市东区高丽桥一丁目的私宅中将藤田传三郎带至设置于堺市南宗寺内的临时拘系室。与此同时，中野梧一、藤田鹿太郎、藤田辰之助、新山阳治、河野清助、佐伯势一郎等人也一同被拘系于此，并对藤田组总部、各地分社进行了大搜索。

可是，警方连一枚伪钞都没有搜到，也没发现与之相关的任何物证。这对警方不啻是当头一棒，简直是一大失败。查办伪钞案件却连一枚伪钞也没有发现，这案子要怎么办下去？再说这不是五张十张，而是总计数万元的伪造国币大案。那么在这场大规模的拘捕之前，警方是否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伪钞出自藤田之手呢？也没有。警方行动鲁莽，缺少脑子由此可见一斑了。

拘捕行动后，流言四起，一时财界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财界大佬五代才助闻风对自己旗下银行所有的纸币进行了一次大检查，结果未发现伪钞，于是他以大阪商法会议所理事长的身份发表公开声明：一旦发现伪造国币，银行愿意用真币兑换回收，但无人前来兑换，这样市面上才渐渐平静下来。

但同时，对藤田组的讯问却毫无进展。佐藤助理大警部推测，既然自己及手下干部已遭拘系，眼看逃无可能，想必藤田传三郎会有所交代，于是也不向藤田解释事件的大致情况，便开始了讯问，并且直到后来仍坚持这一态度。而传三郎则从头至尾一口咬定，无可奉告，无论怎样讯问，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没什么可交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