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节（第2/6页）

“不好意思，前排那位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马哈洛维奇。”

“马哈洛维奇先生，你觉得萨比奇先生是不是杀人凶手？”

这个矮胖的中年男人膝盖上放着一张折叠着的纸，耸了耸肩。

“我也不知道，法官大人。”

“马哈洛维奇先生，你可以走了。女士们，先生们，让我再重申一遍，你们必须假定萨比奇先生是无罪的。我是法官，我告诉你们，你们必须假定他是无罪的。现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希望你们都看看这边，对自己说，这里坐的，是一个无罪的人。”

接着，他详细解释了在审案的过程中，检方必须排除合理的疑点，证明被告确实有罪，而被告有权保持沉默。然后，他又叫了一位个子瘦小、头发花白的女士，她穿着一条裙子，坐在刚刚马哈洛维奇坐过的座位旁边。

“这位女士，你觉得，一个无罪的人应该到这里来，向你证明他自己的清白吗？”

她在犹豫，她看到了马哈洛维奇回答问题后的结果，但她又不能对法官说谎。她摸着自己裙子的领口，半天才开口。

“我觉得不应该。”她说。

“当然是不应该。你必须假定萨比奇先生是无罪的，我们都应该假定他是无罪的，他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美国宪法规定了，他不需要。这也就是说，如果你成了本案的陪审员，你必须保证不带有任何偏见。萨比奇先生和他的律师斯特恩先生可能会行使宪法的权利，保持沉默。而制定了宪法的前辈们说了，萨比奇先生不需要为自己解释。如果你们还有人认为他需要为自己的清白向你们解释，那就违背了宪法的精神。”

在我担任检察官的时候，我会觉得拉伦的这番话简直难以忍受，但现在我是被告，气得脸色发白的是尼可和莫尔托。拉伦的这番话都是实话，说得都对，但你很难相信，作为一个法官，他会对陪审员如此强调这一点。尼可这时候看上去垂头丧气，他带着一副警觉、冷漠的表情听着。这段时间他好像瘦了，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更明显了。在三周时间里准备好一个这样重大的案子，压力一定非常大，但他毕竟有整个检察院的手下可以使唤。再说，他在这个案子上面压了太多的赌注。他已经昭告了天下，让大家都看他尼可·德拉·戈迪亚的。如果他输了，他将永远失去在检察院里的威信，他想继任波尔卡罗市长职位的打算也会过早夭折，他的职业生涯比我的职业生涯更加命悬一线。反正，我最近明白了，经过这一系列的波折之后，无论我有没有被定罪，我的职业生涯大概要基本终结了。

接下来，拉伦又开始说关于媒体报道的事情了，他问候选的陪审员们都在报纸、杂志、电视上看到了什么。对那些回答得支支吾吾的人，他直接问他们，有没有看过今天《论坛报》头版头条宣布本案开庭审理的报道。很多人都撒谎说没有看过，这些人来到法庭，是很想认真履行陪审义务的，他们不会回答那些明显会导致自己被除名的问题。但拉伦很有办法，他会慢慢套出他们的真实想法。结果是，在场的所有人基本都知道关于这个案子的一些情况，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拉伦法官告诉他们，他们听到的都是没用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这案子的真实情况。”他说，“因为我们都还不知道到底都有哪些证据。”有六个候选人表示，他们没法忘记已经看到过的各种报道，拉伦让他们离开了。至于剩下的人，对媒体的大肆报道到底是怎样的想法，还无从判断，很难相信他们真的能完全抛开先入为主的成见。

稍后，法庭又开始对候选人的背景询问，在这过程中，候选人必须宣誓照实陈述，整个过程要延续到下午和第二天早上。拉伦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问题都问了个遍，双方律师又加上了更多的问题。拉伦法官不允许问和案子直接有关的问题，但可以随便问候选人的个人详细情况，只要律师不怕得罪候选人，想问什么都可以。比如，你一般看什么电视节目？你看什么报纸？你有没有参加什么团体组织？你的孩子已经参加工作了吗？在你家里，你和你的配偶会每个月对家庭收支记账吗？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理游戏，目的在于判断哪些人是有可能偏向自己这一方的。有些帮律师进行分析的咨询师做这项工作可以赚几十万美元，但像斯特恩这样的律师早已懂得用直觉和经验来决定。

要成功挑选出一个陪审团，你必须清楚，你即将处理的是怎样的案子。斯特恩虽然没有对我说，但他已经明确地表示过，我们不会拿出任何为自己辩护的证据。尼可那边的证据，斯特恩认为都可以找出疑点。但他不愿意让我出庭，也许是我过去一再不听他的指挥，失去控制，让他很不放心，他觉得，如果我上法庭为自己作证，效果并不会好。但毫无疑问，最终要不要上庭为自己作证，决定权还是在我自己。斯特恩现在很想让我相信，就算没有我自己的证词，我们也能赢，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让我坐上证人席。他很少和我讨论应该如何辩护的问题。梅可和几个法官答应上庭，证明我的人格品行。斯特恩还让我去问问邻居，有没有人也愿意来做这样的证明。显然，他是想证明这个案子还存有疑点。如果最后一切如他所愿，检方无法提供我有罪的充分证据，我会得到无罪释放。为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所需要的陪审员要足够聪明，能够理解假定无罪的法律原则，同时又要足够强硬，才能将这个原则坚持到底，不能因为被告有点可疑，就判定他有罪。所以，斯特恩告诉我，他觉得年轻一点儿的陪审员比年老的更好。而且，年轻人对案子里所涉及的男女关系可能不会那么反感。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认为，一个男人到女同事家里并不一定是为了发生性关系。但是，斯特恩又说，另一方面，年纪大一点儿的人对我可能更加熟悉，对我过去的成就、我的地位、我的声望可能会有更多的尊敬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