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以前，每个星期我都会坐下来给母亲写信。这么做有三个目的：

（1）证明我还活着；

（2）让她知道我的工作的确有价值，而且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3）间接地而非开门见山地向她表示，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待的地方是位于格兰切斯特的她的家，而不是别的什么去处。

第一个目的当然是最容易达到的。只要在打字机上敲完“亲爱的妈妈”，任务就完成了。另外两个就得使些诡计，因为只要有一点儿口是心非她就能嗅出来，就像地狱的看门犬能嗅出死亡的气息一样。

可如今又有了第四个目标：不去提内尔·斯通。这还不容易吗？你也许会这么想。可对我来说却太难了，几乎不可能做到。已经有三封信被我从打字机上扯下来，揉成一团，扔到了窗外。此刻，它们正被小坎什和他的两个同伴一起用甘蔗棍敲着玩呢。我把第四封又扔了出去，窗外立刻传来一阵欢呼，同时传来的还有坎什的奶奶责骂他们的声音，因为奶奶正在蚊帐里打瞌睡。

我往打字机里又卷进一张纸。

亲爱的妈妈：

我想今天应该是二月的第一天。还剩下三个月。也许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人也到你那儿了。那时候，花园里应该已经开满了花，我们又可以坐在丁香和柳树底下喝茶了。那样，我的情况就会好起来。

我希望你身体健康，没染上冬天的流感。今年冬天暖和吗？

我不记得在前两封信里是不是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但还是这么一路写了下来。

无论如何，等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冬天应该早结束了。我们该想想怎么让费利西亚蔷薇花别生蚜虫，还有，别让屋子南边墙上的俄罗斯藤爬得太远了。可这都是夏天的活计了。

我以前跟您说过，过去几个星期我一直在着重研究基奥纳部落的死亡习俗。昨天我又参加了一个葬礼，他们把一个死去很久的人的头骨挖出来，包上黏土，重新塑出一张长着肌肉、鼻、口、下巴的脸。而那位可怜的艺术家由于他所复原的面部特征不能令人满意，遭到了众人的斥责。最后，塑像终于成型，葬礼才开始举行。他们把塑出的那颗头搁在台子上，男人们在台下边爬边为女人们吹笛子。女人们则一动不动地在听，神情似乎有些恍惚。接着，女人们站起来，向那人的鬼魂献上食物，还唱起了他母系部族的姓氏歌曲。我问他们，他死了有多久了，却没人答得出来。还有人在哭，不是葬礼上男人们那种戏剧性的号啕大哭，而是更为自然的流泪。我发现“自然”这个词已经被我用滥了。也许英国人觉得自然的东西，对别人来说根本就谈不上自然，比如——

写到这儿，我停了下来。此刻我就像个小男生，急不可耐地想把那个字敲出来。

美国人，更别提新几内亚那些部落里的人了。

听了这句话，她头上的触角肯定会猛地一抖。她一定能觉察出什么来。

我发现我对主观性以及人类学家眼光的局限性这个问题越来越感兴趣，而相比之下，基奥纳部落的传统习俗已不再吸引我。也许所有科学都不过是人类的自我研究而已。

为什么不干脆提他们俩一句呢？

我这儿来了访客，是搞人类学的同行，他们在这一地区已经干了好几年，时间并不比我短，只是以前我们无缘结识。他们是夫妇俩。男的来自昆士兰，这家伙身材高大魁梧，我在悉尼时就认识他。女的是美国人，颇有点名气，只是体弱多病，袖珍型的身材，却长着一张女达尔文的脸。

好家伙，这句话让她看见了，我还会有好果子吃？绝对没有。我攥住那张纸的顶端往下扯，结果纸被撕成了两半。扔了它。我把打字机里剩下的半张也扯了下来，把它们揉成一团，朝窗外的孩子们扔了过去。那儿立刻又爆发出一阵欢呼。这直接违背了第二和第四个目标。每次都是还没写几句，本来要写给母亲的信就会变成写给内尔的。我的思绪会沉浸在与她的对话之中，全身弥漫着正在和她交谈的感觉。那感觉让我不安，它会让我从睡梦中惊醒，就好像人们会半夜被突发的病痛惊醒一样。

和他们分开之前，我悄悄往自己包里塞了一本她写的那本书。回来当天，我就把它读完了。第二天又读了一遍。这是我读过的最没有学术味的人种学著作。它善于描述和做概括性的结论，而短于做系统性的分析。在哈登最近的一封信中，他对《基拉基拉部落的孩子》一书在美国取得的成功不乏嘲讽之语。他开玩笑说，我们以后去考察的时候都应该带着女小说家一起去。可她的确道出了我们大多数人虽有同感却没有勇气将其公之于众的紧迫性，我们仍把陈旧的科学传统奉为金科玉律，对之感恩戴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我受过的学术训练无一不是教我要在传统面前俯首帖耳，可内尔却是高昂着头，一副睥睨四顾的样子。这真让人又振奋又气恼。我一定得再去见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