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一月二十日

我在看女人们捕鱼。此时，天几乎还是黑的。她们的船在漆黑的水波上平稳滑行。很粗的银蓝色烟柱从摆在船尾的火盆里升起，逐渐变细，直到在空中消于无形。一些女人在齐胸深的冷水里来回蹚着，检查她们下的鱼笼。其他人则待在自己船上，借着船尾那点火取暖。

昨天我们拿到了狭缝鼓15。我们无意中撞见他们在举行一个小型仪

式。芬先“砰——砰——砰——”敲了三个很重的长音，然后又敲了两下快的。我则一连敲了六下，节奏像走路一样快。他们说，我那是在模仿自己走路时的节奏。来自麦伦和萨利她们部族的男人还跳起了舞。坐在我身边的一位老妇埋怨说，现在这帮年轻人连跳舞的步子都没学对。

一月二十四日

我们的房子还没竣工。现在，一大早便会有小孩或别的人来找我。他们都想画画或者玩我带来的那些玻璃球，因此就都得忍受我审讯般的提问。他们没少嘲笑我、吓唬我，可对我提的问题却还是有问必答。所幸塔姆语的词都很短——最多两三个音节，跟孟般亚部落动辄六个音节的词大不一样。可最终还是有十六个（这个数目还在增加）部落男性的回答让我不知所云。芬虽然从不做笔记，但那些人说的每句话都被他当作阳光一样吸收了，不知怎么，他天生就懂他们那套句法。他能让他们完全听懂他的意思。他们也很少取笑他，因为他是男的，个头比他们都高，我们绝大部分的盐、火柴和香烟都是经他的手分发给他们的。

一月三十日

我们的东西，包括邮件，都从莫尔斯比港运来了。其中海伦的信只有孤零零的一封，而同期我给她写过三十来封。她的信只有两页。好歹没白费这点邮资。信里大多在谈她那本即将完稿的书。在信的结

尾，她不动声色地提了一句：“我现在跟一个叫克伦的女孩在一起，我想路易丝可能已经告诉你了。”路易丝当然跟我说过。这封信写得很冷静。而我写给她的却充满内疚、后悔和惶惑。有时，夜里我会从梦中惊醒，“她是因为我才和斯坦利分开的”，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我心中。我的心跳会开始加速，可接着，我又会忽然醒悟过来。这段感情已然结束了。我脑海中浮现出她戴着蓝帽子站在马赛的码头接我的情景，可后来我和芬两人一起下船的画面也历历在目。那天晚上在格蒂餐厅，她问我想做哪一个？是付出爱更多一点的，还是更少一点的？更多的那个，我说。这次你可不是，她凑到我耳边说，（在我俩之间）付出爱更多的那个人从来都是她。我当时没把这句话说出口：我付出爱，可我并不想占有对方。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二者的区别。

我们的东西占用了整整三条舢板。过那条狭窄水道的时候，它们的边边角角一定没少被剐蹭。塔姆部落的人还以为又有人来袭击他们了，我们费了好大功夫才让他们镇静下来。琳琅满目的现代物品改变了我们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尽管还没有“崴拉拉疯狂运动”船货崇拜的迹象16）。我心想，当初要是托人多弄点纸和其他小玩

意儿就好了，毕竟我们曾答应过他们。谢天谢地，我的床垫、书桌，我所有的工具，还有我的颜料、玩具娃娃和成盒的蜡笔也都到了。他们再也不用为了那仅有的一支紫色笔、制模用的陶土和扑克牌争来争去了。

自从班克森带我们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五个星期了。之后他就再没来过。他对我们实在太好了，我想恨他都恨不起来。

芬倒是公开表示过他的不悦，他说（班克森）答应他过两周就来看我们，然后跟他一起去探险，并让芬带他去孟般亚部落看看。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争吵、抱怨和别的坏毛病让他吃不消了。可现在我们已面貌一新。他那时看到的只不过是我们在最低潮时的形象。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的出现，正是他对我们俩展示出的热情，让我们重新想起了往昔对彼此的欣赏。迄今为止，这段旅程比以往都要顺利。我觉得我们应该能顺利完成这次考察，我们甚至可能会生个宝宝。我的月经四天前就该来了。

二月一日

今天我第一次听懂了他们讲的笑话。当时我在第二栋女人房里看她们织蚊帐睡袋，我身边坐着的女人名叫泰蒂，我问她，织好这个袋子后，她会用赚来的贝壳做些什么。她说，她丈夫会用它再买个老婆回来。“我织得再快，他也还是会嫌慢。”她说。我们俩都笑得前仰后合。

我不禁又想起了和海伦在舍默霍恩的台阶上的那番谈话。当时她对我说，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风格。她那天夜里说的话我每天都会想起至少一次。我说出过什么能让别人在八年间每天想起一次的话吗？当时，她刚从美国新墨西哥的祖尼部落回来，而我还哪儿都没去过。她告诉我，我们受的教育使我们根本无法领略也无法描述那些独特的风格，只能尽量去汲取并将它们诉诸纸墨。她给我的感觉是那么老成，可那年她应该才三十六岁。当时我想，也许要过二十年我才能弄懂她这番话的含意。可一到所罗门群岛，我立刻就懂了。现在，我正被一种新的风格所包围，它是那么不同，不像阿纳帕那样恬淡无趣，也不像孟般亚那样浓墨重彩。对这种丰富而深厚、激昂而令人费解的风格我刚刚窥见门径，哪有能力向那些普通的美国人解释其中的差异呢？他们看到的只是几张照片，几个鼻孔里穿着骨头的黑人男女，他们只会一股脑地给后者贴上野蛮人的标签。可你为什么非要为那些普通人操心呢？班克森第二天晚上就问过我，难道它和思想与变化的关系有关？对民主他从来都嗤之以鼻。我向他解释说，我写《基拉基拉部落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是以我奶奶为想象中的读者的。我觉得他听了之后有点不好意思。我也总是会想起和班克森的这番谈话，这也许是因为芬不再喜欢和我谈工作了吧。我觉得芬刻意有所保留，他好像担心，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会被我拿去用到我的下一本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