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我们住进了悉尼乔治大街上的黑宝石旅馆。内尔坚持要自己住单间。店员在账目栏里是这样登记的：内尔·斯通，安德鲁·班克森，斯凯勒·芬威克。看到他俩的名字被我的隔开，我觉得很高兴。另外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是，我看到内尔拿到了她自己的钥匙，319号房间，比我和芬的房间要高一层。

我们连澡都没顾上洗，先到联邦银行去了一趟，然后又直奔一家名叫“白星”的售票点。内尔和芬在那儿办妥了两份去纽约的通行许可。我原本在想，他们也许得等好几个星期才能等到舱位。可没想到，因为倒霉的经济，眼下绝大多数班轮都有一半客舱是空的。这是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的。“SS卡尔加里号”邮轮四天后就出发。他们将一沓纸币顺着柜台推了过去，那钱看上去跟假的似的。虽然天气很凉，屋里仍有电扇在转。风一阵阵地朝我们吹来。内尔在衬衣上套了件毛衣，这让她看上去像个女大学生。一切都让我觉得不对劲儿：这里的电扇、硬地板，售票处那个男人梳得笔挺的头发和他的领结，用化学品处理过的皮革的气味，还有薄荷糖的味道。我也想要一张同样的邮轮票。或者，撕碎她的票，带她回基奥纳去。

我们无法忍受在黑宝石旅馆的高墙密室里待着，也无法忍受坐在人来人往的餐馆里，于是只好选择了散步。我努力适应各种噪声，适应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路上的交通，还有四周好几百张臃肿的、粉红色的脸，从那些人嘴里飙出的澳式英语在我听来已成了讨厌的嘈杂之声。甚至连路边店铺的招牌和广告牌也让我受不了。“您的燃气冰箱就是它了，太太。”“生命中最棒的东西都在这张玻璃纸里。”诸如此类。尽管如此，我还是强迫自己把每段广告都读上一读。

曾经熟悉的东西忽然变得新奇和陌生，这种感觉我以前也曾有过。那是在我结束第一次考察归来之后。可这一回我的感觉却是厌恶。如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看得更加清楚，眼前这些街道是那些道德沦丧的懦夫们为他们自己建造的。那些人依靠边远地区出产的橡胶和糖，或者是铜和铁，赚得盆满钵满，然后回到这个地方。在这里，不会有人怀疑他们从事的勾当和他们给工人的待遇，更不会有人质疑他们的贪婪。和他们一样，在这里，我们三个人同样不会受到指责。甚至永远不会有人问我们是怎么闹出人命来的。

芬还没来得及看清房间号码，我已抢先选了219号房间，它正好在内尔楼下。次日一早，我听见她的房门打开又关上，便飞快地穿好衣服，下楼去了吃早餐的餐厅。他们尚未开始提供食物，餐厅里几乎是空的，只有内尔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她双手捧着茶杯，那样子仿佛她捧的是一个椰壳做的大杯子。我坐在她对面的位子上。我们俩都一夜没睡。

“比跑到外面去更糟糕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待在屋子里。”她说。

我有好多话想跟她说。我想让她承认我们俩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事，而且我们也任由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我还想告诉她，芬一开始就明白无误地告诉过我，他的目标就是那支笛子，我本来能阻止他，可我什么也没做。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趁他不在的时候上了他老婆。可我不想就这么坐在这儿告诉她，我想和她一起躺下，将她搂在怀里告诉她。“那天一看到那张字条，我就该马上动身去把他追回来。”

“你不可能追上的。”她的手指沿着茶杯的边缘轻轻滑动，“而且，你也根本不可能让他改变主意。”她身上仍穿着那件毛衣。聊了这么久，她尚未抬头看过我一眼。

“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像那几天一样和你待在一起。”我说，“我从未这么急切地想要过任何东西。”最后这几个字把我自己都惊着了。它们是那么真实，令我不禁心旌摇曳。见她没有任何表示，我又说：“我一点儿都不后悔。真的是太完美了。”

“可它值一条人命吗？”

“什么东西值一条人命？”芬问。他刚从我身后的侧门进来。

“你那支笛子。”内尔说。

他眉头一皱，仿佛她是个言语放肆、举止莽撞的毛头小子。他让刚走过来的侍者给他搬来一把椅子。他已洗过澡，刮过脸，闻上去像个西方人。

我们又去散步了，去了一趟新南威尔士美术馆。我们看了朱利安·阿什顿的水彩画，还有一个原住民树皮画展览。我们在一家咖啡屋坐了下来，那里有桌子摆在户外，就像《纽约客》里画的那样。我们点了一些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的食物：小牛肉，威尔士兔肉，意大利细面条。但谁也没好好吃上几口。

在回黑宝石旅馆的路上，我注意到内尔走路时跛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