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二天晚上，我和我的女朋友萨姆[1] 见面，吃了个饭。她比我大5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毕业，在西海岸的几家电视台工作过，之后搬到纽约。她是纽约电视1台[2] 早间新闻的制作人，所以她的一天从早上5点开始，一般到晚上8点才结束，那时她顾不上我在不在，就一个人睡下了。我们一般聊不到5分钟，她就会告诉我她必须接个很重要的电话，然后把免提电话的耳机塞上。

她之前和一个叫吉姆·萨尔沃的男人有过三年婚姻。他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小型电视台做新闻主播，是个好色之徒。一到40岁，除了一身坏毛病和一副浸泡在脂肪里的肝脏外，他什么都不剩了。这就是为什么她从一开始就告诉我，她不想在40岁之前再婚，在那之前，她唯一想要的就是随心所欲。

几通电话的间隙，她一边怪服务员没早点儿点单，一边和我讲她和编辑之间的争论。萨姆听我讲了理查德·弗林的书稿之后，似乎有些激动。

“约翰，这份书稿可能会引发轰动，”她说，“就像杜鲁门·卡波特[3] 写的那些，不是吗？读者就喜欢为这类东西买账。”

这是萨姆对一件事所能做出的最高评价了。对她而言，那些没机会“引发轰动”的东西都毫无意义，不管是电视新闻，还是图书选题，抑或是做爱。

“是啊，很有可能，只要我能找到那部书稿，或是关于谋杀案的一些解释。”

“要是找不到，你也可以在现有书稿的基础上，自己写一本书。这一点你难道不同意彼得的话吗？”

“是啊，当然，但我真的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时代变了，人也要与时俱进嘛，”她以说教的口吻说，“你觉得现在的电视机和15年前，我第一次进演播厅的时候能一样吗？我们最终都要做我们之前从没做过的事。实话说，我更希望你没找到那部书稿，这样的话，我就能在佐利[4] 橱窗里的书封上，看见你的名字了。”

离开饭店之后，我回到住所，开始工作。我的父母两年前搬到佛罗里达，姐姐凯西嫁给了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男的，大学毕业之后就搬过去了。我就住在克林顿（或者按照现在房地产商的叫法——“地狱厨房”[5] ）的那栋三人间公寓里，我是在那儿长大的。房子很老，房间又小又暗，但至少那是属于我的房间，不必为房租担心。

我先重读了选章，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那些可能有用的片段：与理查德·弗林有关的用蓝色笔，约瑟夫·韦德用绿色笔，劳拉·贝恩斯用黄色笔。我用蓝色钢笔标出了德雷克·西蒙斯的名字，因为理查德在邻近结尾处说，这个人会在整个事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把手稿中的其他名字也分别列出来，如果运气不错，这些人会成为我的信息源。作为一个记者，我知道大多数人都爱谈论他们的过去，尽管他们更倾向于将其美化。

我制订出三个主要的调查方向：

第一个，也是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在互联网的信息海洋里仔细搜罗，看看能捕捉到哪些关于谋杀案和相关人物的信息。

第二个，就是追踪书稿里提到的那些人，尤其是劳拉·贝恩斯，然后说服他们告诉我对于案情的各自了解。彼得在他的笔记里提过，理查德·弗林的伴侣告诉过他，在理查德死前不久，他曾和一个叫劳拉的女人有过一次气氛紧张的通话，他说她“毁掉了他的生活”，并且“想要她付出代价”。这个“劳拉”就是书稿里出现的那个“劳拉”吗？

第三个方向，就是到默瑟郡西温莎的警察局找到档案，试着从当年警方搜集的证词、报道和调查中寻找线索。韦德是个备受关注的被害人，审讯记录很有可能以书的形式装订保存，尽管最终没有什么结果。作为一个自由记者，我的身份可能并不会帮到我，但一旦我陷入僵局，我的计划是向萨姆寻求外援，利用纽约电视1台的强大影响力。

就这样，我从理查德·弗林入手开始了调查。

我现有的关于他的全部信息都和从网上找来的相符。他在一家小型的广告公司“欧胜联合”工作，在这家公司的网站上，我找到了一份简历，证实了书稿中的一些细节。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语，1988年毕业，两年后在康奈尔大学拿了文学硕士学位。担任了几个初级职位之后，他获得晋升，跻身中层管理层。在其他网站上，我发现弗林曾三次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捐款，还是一家射击运动俱乐部的成员。此外，2007年，他留言评论自己对芝加哥一家旅馆的服务相当不满。

当谷歌上关于弗林的信息都被我搜刮干净之后，我转而搜索劳拉·贝恩斯，却惊讶地发现自己什么都查不到……一无所获。倒是有几个同名的人，但没有一个和我要找的这个女人情况相符。我在1985年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名单以及1988年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硕士毕业生的名单中，找到了她。但除此之外，对于她做过什么、住在哪儿，却毫无线索，就好像她人间蒸发了一般。我心想，她可能是结婚之后改了姓，所以我得另找方法继续追踪她的下落，假设她还活着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