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天上午，我把需要追踪调查的人列了一份名单，可能的话，我要与他们见面。劳拉·贝恩斯的名字排在最上面，但是我对怎么找到她丝毫没有头绪。同时，我开始翻阅我的一堆旧通讯录，想找找什么人是能联系上西温莎镇警察局的。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韦德那件案子以来，警察局一直没有搬地方。

很多年之前，当我还在为《纽约邮报》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哈利·米勒的人。他是一个布鲁克林的私家侦探，擅长调查失踪案件。他个子矮小，身材肥胖，穿着皱巴巴的西装，领带细到几乎看不到，耳朵上还总夹着一支烟。他活脱脱就像是四十年代黑白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他住在布鲁克林弗拉特布什区，因为始终处于破产的状态，一直在寻找有钱的主顾。他赌博，赌马，基本都是输钱。我拨通了他的手机，他听上去像是在一个喧闹的酒馆里，顾客们都争相提高音量，好盖过别人的说话声。

“你好，哈利，现在如何呀？”我问。

“凯勒？很久不见。我嘛，在这颗人猿星球上又过了一天呗。”他非常玩世不恭地说，“我尽量假装自己不是人，以免被关进笼子里，建议你也这么做。好了，说说你有什么事，小子。”

我把案子的大致情况透露给他，让他记下两个名字——德雷克·西蒙斯和莎拉·哈珀，告诉他关于这两个人我已知的信息。他记笔记的时候，我听到盘子被摆在他桌子上的声音，他对一个叫格蕾丝的人说了谢谢。

“你现在为谁工作？”他怀疑地问。

“一家文学代理机构。”我说。

“什么时候文学代理开始介入这种调查了？其中肯定有不少钱可以赚吧，嗯？”

“当然，钱的事你别担心，现在就能给你汇一部分。我还有其他的人要调查，但是我想让你先查这两个人。”他似乎松了口气。

“我查查看吧。德雷克应该很好查，但是莎拉·哈珀，关于这个女人你给我的全部信息就是她1988年在普林斯顿拿了一个心理学硕士学位。没有什么好继续深挖的，老兄。过几天我给你打电话。”他向我保证再三，给了我一个银行账户，然后挂了电话。

我打开电脑，给他打了一笔钱，接着重新开始思考劳拉·贝恩斯的事。

六七个月之前，一定是什么事情触动到了弗林，他才开始写书。这件事一定很不寻常，有一定的重要性，令他改变了对1987年发生之事的看法。这正是他在给彼得的自荐信里面暗示的。当达娜·奥尔森和彼得见面的时候，她可能为弗林的病情过于心神不宁，因此漏掉一些对我的调查十分重要的细节。作为调查的开始，我决定最好先和她聊一下。彼得给了我她的电话，我拨了过去但是没有人接，于是留言说明了我的身份和来意，告诉她不久后我还会来电。不过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做，几分钟之后，她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介绍了自己，她说彼得已经在电话里讲了我的事情，说我正在收集关于韦德之死的信息，要写一本真正的犯罪小说。

她仍住在纽约，但是打算在一两个星期之内搬走。她不打算卖出那间公寓，所以联系了一个房产代理，她一离开，就把公寓租出去。她不想在住着的时候就招贴出租信息，那样人们就会翘起鼻子在公寓的周围嗅来嗅去、说长道短，她一想到这个就无法忍受。她把一些家具捐给了慈善机构，并着手将一些需要带走的物品装箱。她在亚拉巴马州有一个堂兄，会开来一辆货车帮她搬家。她把这些事都告诉了我，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敞开了胸怀。不过她的声音单调而机械，每句话之间有很长的停顿。

我邀她出门吃午饭，但是她执意要在家见我，所以我步行至宾夕法尼亚车站，20分钟后，按响了她家楼门口的对讲装置。

如同所有搬家前的房子一样，公寓被翻了个底朝天。门厅里摞满了用胶带封好的纸箱，每个纸箱上都用黑色记号笔写着里面装的东西，多数箱子里都装满了书。

她邀我到客厅里去，沏了茶，我们边喝边聊些闲事。她告诉我，“桑迪”飓风[1] 来袭时，她在加油站排队加油，惹上一个年轻女人，打了一架，她当时真是惊魂难定。在家乡亚拉巴马州，她听人讲过以前的洪水与飓风——那都是些史诗般的故事——邻里之间豁出性命相互救助，英雄警察和消防员在大灾大难中拯救老弱病残。但在大城市里，她对我说，在同样的情境下，一边是大自然的愤怒，一边是极端环境里互相倾轧的人们，你会怀疑到底哪边更可怕。

她的头发被精心修整过，皮肤保养得很好，但这些光彩都被她平庸的黑色连衣裙抵消了。猜不出她有多大，但看上去比她已故的48岁伴侣要年轻。她有一种小镇风范，是比较怡人的那种。在她一言一行中透出的是一种古朴的教养，在她年少时，人们应该还会在大清早互致问候，真心实意地关心对方最近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