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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卡罗尔从未真正弄清楚“幸存者负罪感”的概念。她过去常常觉得，当个幸存者是件好事，是某种值得自豪的事，没有什么可耻的。以前，她一直努力对抗着发生在她身上的各种坏事。她如果被逼得太紧，会说她很欣慰没有屈服于这些压力。这是另一件已然改变的事情。

现在，她理解那种负罪感和身为幸存者的羞耻感。亲人的离开让她失去了以前信仰的基础，改变了她看待世界的方式。她愿意立即欣然赴死，如果这能让迈克尔和露西起死回生。毕竟，他们比她更懂得如何好好生活。他们能把某些东西带回这个世界，使谷仓恢复原状。还有他们做的工作。好吧，是迈克尔的工作。露西的刑事辩护工作常常会让卡罗尔不解。有好多次，她坐在法庭上，面对那些钻营法律术语和扭曲证词的律师，感到非常恶心。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为了帮那些讨厌的小杂种洗脱罪名。她尽量不在餐桌上与露西争辩，但有时候无法控制自己。“你知道那人有罪，怎么还能为他辩护呢？让他们逍遥法外，让受害者被正义抛弃，你怎么能感到满足呢？”

答案往往只有一个。“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否有罪。铺天盖地的证据有时只是一种误导。每个人都有辩护权。如果你的人把工作做得更彻底些，他们就不会逍遥法外了，不是吗？”

这个似是而非的论点让卡罗尔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一种对公正的渴望驱使着她，让她能够忍受工作中的恐怖现场，忍受最严苛的环境。看到吹毛求疵的律师对不存在的问题进行质疑，让正义屡屡受挫，这是对充斥在她记忆中的残肢断臂的最大侮辱。在这点上，她一直与屠夫迪克10站在一边。“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杀死所有的律师。”

她当然没有这么做，更不会对兄弟钟爱的女人这么做。这个女人把他从一个单细胞的极客变成了一个相对文明的人类。这种转变是卡罗尔靠自己的力量做不到的。不过，现在她已经没必要这么做了。

即便是什么随机事件残忍地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她也会非常难受。然而，他们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他们被精心策划地屠杀了，凶手心中只有一个目标：让卡罗尔受苦。那个带着杀人目的的男人走进谷仓，并不在乎迈克尔和露西。对卡罗尔的仇恨腐蚀了他的心，而且他非常清楚，毁灭她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们代替她去死。他们之所以被谋杀，是因为与她的关系太亲密了。没有其他理由。

这本该永远不会发生。他们本该推理出来——不，是托尼·希尔，犯罪心理学家和罪犯心理侧写师，他本该推理出即将发生的事情。她的手下有足够的资源保护他们，但她永远没机会让这些资源派上用场。她从没想过有人会这么变态扭曲。托尼本该想到的，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与那些严重扭曲的人纠缠在一起。她希望对于他们的死亡，托尼和她一样肝肠寸断。

两条因她而死的生命足以建立一种影响深远的负罪感。但对卡罗尔来说，还远不止如此。她小组中的一人掉入可怕的陷阱中，严重致残并失明。这个陷阱原本是为卡罗尔准备的，而跳进去的却是克里斯·戴文。克里斯，警察厅的前警长，她搬到布拉德菲尔德，是因为她相信卡罗尔为重案组所做的努力。这是一个由各色专家组成的杂牌军。里面的人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相处得并不融洽，但最终他们学会了如何一起工作，并成长为一个强大的集体。而克里斯是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她不是最像母亲的角色，却把所有人都聚到一起。克里斯的职业生涯现在算是到了尽头，她的生活也被摧毁得无法修复，而原因只是她想帮一个简单的忙。

卡罗尔想起克里斯时，感到非常羞愧。她太沉溺于自己的痛苦，还没有偿还欠下的友谊债。其他人待在克里斯身边，帮助她走出痛苦，与她说话，为她读书，为她演奏音乐。其他人轮流支持她，帮她迈出最困难的第一步，重新获得已经失去的东西。其他人在她身边为她尽心尽力，而卡罗尔在别的地方忙着自己的事情。

毫无疑问，对于她为何无法面对克里斯，托尼会给出很多聪明的解释。但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只是负罪感，简单而纯粹。克里斯的现在就是卡罗尔的未来，只是后者碰巧躲过了那颗子弹。而且，除了迈克尔和露西，还有其他人为她伸张正义的决心付出了代价。

卡罗尔挥动长柄锤砸着画廊的地板，用这种均匀的节奏为思考做背景音。她听从乔治·尼古拉斯关于梁柱的建议，把梯子架在画廊上，从上方开始拆除地板。严格说来，搭脚手架会是个更好的选择，但那超出了她的DIY能力，而且她决定自己完成所有事情，不管要花多少时间。她放弃了请人进来帮她解决问题的想法。她停下来喘口气，胸口因为用力过猛而一起一伏，汗水从她的背上淋漓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