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七、最后的“拥曹派”

毌丘俭、文钦之叛没能重创司马氏的权力体系，却重创了司马师本人，在文鸯发起的那次突袭中司马师的眼伤复发，伤势还挺重，本来他想去寿春，亲眼看一看这个4年前刚刚发生过叛乱的地方为何又发生了叛乱，但由于伤势严重，还是放弃了。

司马师赶回洛阳，走到许昌时觉得伤情进一步加重，只好不走了，让人去通知弟弟司马昭，要他来许昌。司马昭得到消息大吃一惊，星夜赶来。

见到弟弟后，司马师当即宣布辞去大将军一职，交由弟弟担任，之后让司马昭马上返回洛阳，不得耽误，司马昭还未动身，司马师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

少帝曹髦正元二年（255）正月28日，司马师病死于许昌，终年47岁。消息传到洛阳，少帝曹髦素服吊唁，发布诏书，认为司马师有济世宁国之勋、克定祸乱之功，应该加以殊礼，让公卿们商议。有大臣建议按照当年霍光死后所礼遇，应追拜司马师为大司马，增邑5万户，谥号为武公。

少帝曹髦同意，诏书送达许昌，司马昭却上表辞让：“臣亡父不敢受丞相、相国以及九命之礼，亡兄不敢受相国之位，这是因为丞相是太祖武皇帝生前担任过的职务。当年萧何、张良、霍光都有匡佐之功，萧何的谥号是文终，张良的谥号是文成，霍光的谥号是宣成，如果非要以文武作为谥号的话，请按照萧何等人的标准赐予就行。”

少帝曹髦诏准，颁给司马师谥号为忠武。

但是少帝突然又下了另一份诏书，说南方不断发生叛乱，局势仍不稳定，让司马昭就地在许昌驻守，不必返回洛阳了。诏书在送达司马昭之前先要经过傅嘏之手，他是朝廷秘书局的尚书，本次又随司马师出征，参与机要。

傅嘏觉得事关重大，如果按诏书执行，洛阳的局势就有失控的危险；如果不执行诏书，又有违命的嫌疑。傅嘏找钟会商量，钟会也随军出征，他名义上是中书台的中书侍郎，实际是司马师的高级参谋，他建议先不要以司马昭的名义回复，而以傅嘏的名义给少帝曹髦上一份奏章，阐明司马昭回师洛阳的重要性，奏章发出的同时司马昭只管率军回师。

钟会的意思是，司马昭干脆装着不知道有这份诏书，将来说起违诏来那也是傅嘏的错，顶多让傅嘏替司马昭背一次黑锅。司马昭认为钟会的这个主意不错，依计而行。

大军行至洛阳近郊，少帝曹髦的诏书又来了，正式拜司马昭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并主持朝廷日常工作（录尚书事），对于前一份诏书则只字不提了。

你不提我也不提，表面上大家仍相安无事。

少帝曹髦正元三年（256）5月，邺县以及上谷等地都报告发现了甘露，即一种凝结在树叶上的甘甜液体，在古人看来这是吉祥之兆。六月初一，少帝曹髦下诏改元为甘露。

8月，少帝曹髦再加司马昭为大都督，这是曹魏没有过的一个职务，同时授予其奏事不名的特权，假黄钺。任命司马孚为太傅，司马孚原来的太尉一职由高柔接任，高柔原来的司徒一职由司空郑冲接任，擢升朝廷尚书左仆射卢毓为司空。

郑冲字文和，是一名儒学家，出身寒微，有姿貌和声望，司马氏父子对他很看重，其实要的是一个招牌，郑冲并不过问政治。高柔、卢毓之前都有过介绍，他们是司马氏的坚定支持者，除了他们，邓艾、钟会、石苞、胡奋、傅嘏、傅玄、钟毓、贾充等近年来也迅速崛起，他们都追随着司马氏，曹魏时代的一批风云人物渐渐成了故人和旧人。

司马昭盘点了一下地方上的要员，其他地方他都比较放心，唯有东部战区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让他放心不下。诸葛诞当年也是“浮华党”的重要一员，跟夏侯玄、何晏、邓飏等人交往深厚，如今负责着整个东线战场，司马昭对这个人感到心里没底。但诸葛诞在毌丘俭、文钦谋反事件中立场坚定，率先带兵进入寿春，为平叛立下大功，之后又组织人马反击孙吴方面的进攻，还击斩了孙吴左将军留赞，没有确凿的证据，不好轻易动他。

司马昭把这个顾虑说给了自己的大将军长史贾充听，贾充是曹魏重臣贾逵之子，贾逵是有名的“拥曹派”，贾充还娶了“拥曹派”李丰的女儿，按理内心里也应该站在曹氏的一边，但他却成了坚定的“反曹派”，处处维护司马氏的利益。

李丰等人谋反事件发生后贾充本应受到株连，但在司马师的庇护下他轻松过关了。贾允的妻子李婉才貌双全，父亲李丰因罪被诛后李婉被流放到乐浪郡，贾充马上与她划清界限，另娶了郭淮的侄女郭槐。李婉后来遇大赦，贾充的母亲柳氏重节义，让贾充前往迎接，贾充害怕郭槐不敢去，只得另找一处房子让李婉居住，郭槐听到风声，每次贾充出门都派人盯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