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王侯将相真有种

由于士族长期拥有政治特权，自身优越感非常强烈，而权力场上的竞争意识却在逐渐地退化。

自己是王侯将相留下的种，我的地盘我做主。这种自我麻醉意识让他们在权力场上逐渐丧失了战斗能力。而与此同时，庶族地主们却无时无刻不在瞪着血红的双眼盯着那根权力的魔法棒，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其中的破绽。他们以武职为升官阶梯。为了打通自己上升的权力管道，庶族武官通过战场上的玩命精神来获取军功，有了军功他们自然也就有了军权，有了军权他们也就有了获取更大权力利益的资格。权力的发展规律也是遵循着此消彼长的规律，庶族兴起，士族必然就会走向衰落，魏晋南朝朝的更替密码就在于此。

明初文官荫叙制度是魏晋九品中正制的回光返照，虽然说这时候它还只是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还没有全面推行，但离它闪亮登场只剩下时间问题；到了明中叶后，在特恩荫叙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官荫叙制度。荫叙是什么样的制度呢？简单地说就是特许皇亲、勋贵和中高级官员的子孙凭门第血统获得出身。

那么这种血统上的鉴定，靠的又是什么呢？和今天一样，靠的是士族的DNA鉴定。DNA这个东西很厉害，用来破案一破一个准，并且一个人死了几百年，用毛发就能测出你的前世。当然这里的士族DNA鉴定，并不是靠科学仪器来鉴定。而是通过扒一扒你的祖宗八辈，看一看他们曾经留给你的是背影，还是家族的背景。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把封建官场人员的出身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不用说，就是牛气冲天的士族：这批人除了三世中有二世居官五品以上的标准以外，还添加了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牌士族；第二类应该算是小姓：这批人包括所谓县姓、地方豪绅等，就是介于寒素与士族之间的阶层，由寒素升为士族必须经过小姓这个阶段，不能越级；第三类就是寒素：指素士、农、工、商、兵和其他半自由民，以及非自由民中间的奴婢、门客等等。

门阀制度的风行，为士族成员把持正式权力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强大的机制保障。门阀的大门直通官家的大门，两扇大门合二为一就可以打通权力的管道。当时官场上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也只是徒有虚名，不但没有起到推贤举良的作用，反而成为门阀制度的助推器。这样在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正常现象。此风一长，让那些奋斗在基层第一线充任吏员的士族子弟也就越来越少。士族弟子不用再待在基层熬资历，他们拿着代表身份的通行证在官场之上一路绿灯。

虽然吏员的社会地位也不算低，但他们的出身还是拖了自己的后腿。

严格的等级制度导致吏员的地位始终处于权力系统的最底层，甚至与那些跑腿打杂的仆役相差无几。直到后来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并日益完善，权力集团需要的人才有一部分开始由科举考试遴选出来，成文人入仕的另一途径。

唐天佑二年（905年三月），这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当时权力集团内部掌管国家礼仪大典的太常卿的位置空了出来。官场永远不缺官员，就像江湖永远不缺漂流客。这时，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就向当时的宰相裴枢建议，让自己的手下张廷范出任太常卿一职。但这个提议却遭到了裴枢的一口回绝，没有丝毫可商量的余地。

裴枢拒绝的理由是：按照惯例，太常卿应该是由当时的清流人士来充当，而张廷范只是一个身份低下的“胥吏”。也就是说，张廷范永远只能做一个打杂跑腿的“胥吏”，没有进步的可能。

太常卿一职属于文臣序列，文臣集团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正式章程。

唐末五代时期的文臣集团，是一个社会成分相当复杂的群体。在这些人中间，有的是来自昔日的名门和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就是前朝的旧臣，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藉自己个人的能力白手起家。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生来就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有的根本就没有能力处理繁杂事务；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则谄谀无行。他们中既有儒生和文士，也有所谓的“文吏”。

宰相裴枢拒绝的理由让朱温非常生气，但又让他哭笑不得。他一直以为这个裴枢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想不到原来也是个本本主义者。难道这位宰相大人没有看清楚当下的形势，还一味地抱着士大夫病态似的“清流”主张不放？迂腐的文人，根本不懂得与时俱进。

既然在这里说到了“清流”，那么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文臣群体的构成。因为文臣群体的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权力分割的内部关系，是论资排辈还是以家庭出身作为前进的阶梯。对于时人来说，能不能当官，能当多大的官，完全取决于附着在他身上的那些社会角色，与能力大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