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三国的权力流氓化

翻阅史书，我们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时间的恍惚，那就是越翻到后来越觉得索然无味。中国的历史人物，大都是越到后世越觉得缺乏光彩。先秦时期，那些敢于舍生取义的武士，到了汉代就褪去了骨子里的豪气干云化为权力集团的附庸。估计他们在趋炎附势的时候，早已忘记他们的前辈们曾经有过一个光芒万丈的政治理想：那就是软禁皇权。

但理想也就是划过天际的一道闪电，转瞬即逝，了无踪迹。

秦汉之后，这个理想也就成了明日黄花。无所禁锢的皇权成了出栏的猛虎，在丛林社会里择肥而食。就连手握特权的士人集团也要避其锋芒，更不要说那些混迹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皇权的威力打着人权天授的旗号，不断挤占着底层民众的自由空间，使全体民众都陷入一种束手束脚的生存困境当中。

大一统的专制皇权很快被士人们发现了一个天大的漏洞，那就是握有无上权力的皇帝，固然可以在权力的占有上凛然不可侵犯，但对于幅员辽阔的天下来说，不是光有想法就能摆平一切的。作为皇帝本人固然有凡事亲力亲为的想法，但皇帝毕竟也是肉身凡胎，累了要睡，渴了要喝。权力所及之处，并不是一个人战斗就可以摆平一切。这样一来，皇帝不得不雇佣大批的官僚来为皇权效劳。虽然说伴君如伴虎，可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士人们还是不畏官途险恶，前赴后继。要知道在封建官家社会，能够成为权力系统内在编的政府官员，不光是士人毕生追求的梦想，也是他们改变生存状态的唯一出路。

对于士人阶层来说，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一时期，“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的科举制还没有隆重登场，士人们也还没有完全被皇家一网打尽，锁入权力的牢笼。说到文人的风骨，我们绕不开魏晋时期的著名诗人陶渊明，这是一个让古今文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物。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真正像陶老先生一样做到洁身自好，拒绝权力与仕途的种种诱惑，去“悠然见南山”的士人实在是少得可怜。正因为少得可怜，才越显得珍贵。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汉代，他要想进入权力阶层就要通过察举和征辟制，也就是先通过考察推举，然后才能任用。而到了魏晋时期就换做九品中正制。既然说到九品中正制，我们就绕不开那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时代—三国。

三国对于官家定律的形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准确地说九品中正制的形成，与三国的枭雄人物曹操有很大的关系。在乱糟糟的三国时代究竟是谁在当家？也就是说权力到底是掌握在哪个集团或者什么人的手里？答案毋庸置疑当然还是地方士族。

东汉时期的地方士族可以说是真正的牛人世家，他们既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又掌握了劳动力，两手都很强硬。在东汉时期人口是可以买卖的，也可以当作礼物随便奉送给别人。据说糜氏嫁给刘备的时候，就陪嫁了四千家丁，可见大户人家的闺女给的嫁妆也是相当阔绰。由此可见作为政府官员如果不能和地方那些豪族势力搞好关系，根本无法在地方站稳脚跟。

还有就是东汉的选才制度也将国家权力交到了士族手中，东汉官场选拔后备干部实行的是孝廉制。意思就是一个人如果人品好、才能高，然后由德高望重的人推荐，他就有资格去做官。这里就产生了两点疑问，第一，那些人品好、才能高的孝廉人选是出身在什么家庭的子弟，答案很明显还是士族。东汉时期国家并不富裕，农民为了求温饱忙着与天斗，哪里还有精力和时间去读书呢？相反那些豪族子弟大多数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生来不差钱，他们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去读书学习。其二，推荐的人是什么人，很不幸，推荐的人也是豪族子弟。因为不能随便什么人都能去当推荐人，首先他要在地方上有着很高的社会名望。我们无法想象在当时一个整天扛着锄头种地，大字不识的农民能有多高的社会威望。通过排除法，我们可以知晓这些有资格去推荐的人还是豪门士族。东汉官家的权力就掌握在这些豪门手中，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干预皇权。虽然说皇权猛于虎，可当他将权力出租给那些雇佣官员的时候，权力也就随之被分肥。这样一来，皇帝的权力就受到了严重影响。因为皇帝想要拍板一件事的时候，如果官员们觉得皇帝的决定不太靠谱，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那么这些豪族官员就会毫不犹豫地说不。如果皇帝执意要这么干，官员们又觉得坚决不能让他干。这时候官员就会拿出一副死谏的架势，与皇帝死磕到底。

官员这种死磕到底的精神，搞得皇帝也很是头大，经过几番博弈，皇帝通常会动摇自己的决心，以做出让步。如果士族家中有一个当了官，那他后代也极有可能当官，因为中国人的官场讲究亲疏远近。官一代、二代、三代，几代下来，权力系统几乎都是士族的人在当官了，这也就是在当时会出现了四世三公的主要原因。而那些埋头干活的平民百姓接近权力的概率接近于零，一是他们没有很好的学习环境，缺乏竞争上岗的资本；二是权力集团无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无人关注，也就无人去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