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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正巳生于土佐藩的藩士之家，是参与创建自由党的自由民权运动家。但是，他反对板垣退助的留洋之举，不久便脱离自由党。后来参加后藤象二郎的大同团结运动，成为众议院议员。

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家，对外往往是强硬的国益主义者，大石正巳正是这种人。

梶山鼎介的软弱路线，其实是常识路线。他失败了，大石正巳之所以被选上，是看中他能推行强硬路线。

朝鲜政府陷入了困境。

袁世凯在闲谈中不断给闵种默等人鼓劲儿，却总避开正面参与。他准备等朝鲜政府走投无路，伸手向他求援时，才出面干预。

独立自主，这才是朝鲜政府的最大希望。朝鲜想脱离清政府的束缚。袁世凯暗地里带着冷笑，旁观防谷令问题。他心想：你们愿意搞独立自主，那就搞吧，能否成功，慢慢就会知道。

朝鲜政府也希望尽量不借助袁世凯之力，单独同日本进行交涉。他们害怕找袁世凯洽谈，会把宗主权的轮廓勾画得更加浓重。

但是，强硬派大石正巳到任之后，朝鲜政府已经无法解决防谷令问题，不得不找袁世凯商量对策。

大石正巳要求的金额确数为十七万五千七百五十九元三角七分二厘。

袁世凯答应出谋划策。他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要求赔款的根据是豆谷买卖合同。袁世凯认为，合同不是双方当事人各执一份，不能要求不履行合同的赔偿。本来防谷令是正当措施，要求赔偿之类事情可以不予理睬，但问题已经纷争至此，就适当地付给一些。日方提出一个过细的数字，袁世凯怂恿外署督办也提出一个更为详尽的数字——四万七千五百七十五元五角四分九点三一二厘。

这时督办换为赵秉稷。

“岂有此理！”大石正巳要顶回这个数字。

朝鲜方面以冷处理的方式将此事搁置了一个月，然后提出：“那么，还按照以前我们同梶山公使之间即将达成的那个数额吧，六万零七百三十四元九角六厘。”

“我是作为软弱无能的梶山的后任来到这里的，那个数字不要再拿给我看。”

大石正巳态度高傲，蔑视朝鲜官员。

同日本大石正巳公使交涉的是外署，即朝鲜外交部。他不愿再同外署打交道，希望直接同政府交涉，因为外署背后有袁世凯，事情难办。

朝鲜方面拒绝了，外交的职能部门是外署，必须通过它才行。这样蛮横无理，使大石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不仅朝鲜官民，连外国的使节也纷纷议论，称他是“那个恫吓者”。

谈判毫无进展，大石公使焦急起来。三十八岁的少壮政治家，面临一堵厚墙，必须想办法突破。

事已至此，他希望政府派兵，占领仁川及釜山的海关，以解决问题。

大石公使的这一提案，使日本政府大为狼狈。单方面出兵占领海关，是公然违反与清廷缔结的中日《天津条约》。从国际上观察，这种强硬政策会使外国降低对日本的评价。

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都驳斥了大石公使的提案。怎样打破这种僵持局面呢？

这时，前任驻日本公使李经方致函日本政府，以探询的口气提议：“朝鲜问题是否由大石公使和袁世凯合力解决？”

他的探询，可以认为是李鸿章的意思。

陆奥外相立刻做出反应。1893年4月12日，他给李经方复信，转请袁世凯出面调停。同时，向大石公使发出训令，让他接受袁世凯的调停。为此，日本外交部特派参事官松冈郁之进赴朝鲜。大石公使大概为此扼腕不已。

大石陪同松冈拜访袁世凯，郑重其事地请他出面调停。

后来，事情进展也并不顺利。5月2日，日本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但又提出为了尽可能避免两国决裂，行使武力之前留有两周的犹豫时间。

急于成功的大石，打算越过朝鲜外署和议政府，直接见朝鲜国王，但未能如愿以偿。恰巧这时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访问朝鲜。名义上是参谋次长，但参谋总长是皇家殿下，所以川上实际上就是军事方面的最高负责人，视察旅行时，有伊地知幸介、田村怡与造等年轻的陆军将领随行。朝鲜国王不能不接见川上将军，大石乘此机会，与川上一行人一起进入朝鲜宫廷，当面递交了“最后通牒”。

看来似乎是大石巧妙地利用了川上访朝的机会，但是，川上访朝竟在这种时候，不是也可以解释成对防谷令问题施加压力吗？

关于防谷令问题，袁世凯硬是坚持梶山曾经同意的六万元，并且拒绝再加上黄海道防谷令赔偿。对此，大石傲然地坚持十七万元的赔偿。

“这是人选的错误！”伊藤和陆奥都发觉起用大石是个失策。他一意孤行，竟决定把谈判地点移到天津，他认为同李鸿章谈判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