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防谷令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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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的借款条件对朝鲜政府颇为有利：年息六厘，以仁川海关收入作抵，分十八年偿还。

第一次借款契约于1892年10月9日签订。朝鲜方面签字的是转运漕米御史总务官郑秉夏，清廷方面采取了民间贷款的形式，以同顺泰行主谭以时这个富商的名义签字。金额为十万两。

十万两，简直是杯水车薪。偿还了从美亚商会借来的高利借款之后，朝鲜政府手里便一分不剩了。

低息这一点也颇有吸引力，为了不让清廷的宗主权在朝鲜显形，朝鲜政府一直坚持着不向清廷借款，可是，一旦借开了头，就像破了长年烟戒，一支接一支地吸起来。想把向日本、美国商人借的高利借款，改换成清廷的低利借款，也是合乎情理的。两个月后，第二次借款谈妥，也是十万两，抵押了釜山的海关收入。

第二次借款附带了一项条件，华商因之获得每年十万石的漕米运输权十五年。以往，朝鲜内河的米谷运输，统由两艘日本籍汽船承揽，袁世凯夺了他们的生意，事情不算大，但也是中、日两国之间对立的一个因素。

还有防谷令的问题，比漕米运输权更为重要。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日本各地发生灾荒，福冈、和歌山、奈良、爱知各县大水，熊本地震。日本苦于粮食不足，便从最近的邻国朝鲜大量购买米谷和大豆。金钱发挥了巨大作用，粮食大量输入日本，朝鲜却出现粮食短缺的现象。

从朝鲜输入粮食，由十三年前缔结的《日朝友好条约》规定为免税贸易，所以历年都数量很大。这个条约，是以日本武力为背景，订于江华岛，因此也叫《江华条约》。当时的日本，与欧美各国订立了不平等条约，国民引以为耻，呼吁修正。可是，日本政府与朝鲜签订的条约，更加不平等。例如：免税贸易等条款，含有欧美与日本的条约中见不到的苛刻内容。依据这些条款，朝鲜本国的产业被置于毫无保护的境况中。

因劳动力价格低廉，朝鲜的谷物很便宜。日本商人收购贱谷，运回日本，由于没有关税，只需在原价之上再加上运费就行了，确实是有利可图。看中这个生意的日本商人年复一年地增加，他们之间也展开了竞争。他们用很少的预付金收买青苗，也就是作为高利贷商业资本家来剥削朝鲜农民。叫苦的不仅仅是农民。日本商人的收购，使朝鲜谷类价格上涨，但是按日本的谷价，还是便宜的。朝鲜民众赖以生存的谷物猛烈涨价，引起社会不安。

在这种状况下，又赶上日本各地发生饥馑，于是，谷物收购简直像暴风雨一般袭来。而这一年，朝鲜的农业收成也欠佳。

日朝《通商章程》预见到这种事态的发生，在第三十七条写了禁止谷物输出的规定。朝鲜政府禁止输出时，须在一个月以前通告日本。

按照朝鲜的内政常规，禁止粮食流动的权力由地方长官掌握。朝鲜的行政区划，最大的是道，下面是府、县。道的长官为监司，府为府伯，县为县令。

咸镜道歉收，道监司赵秉式下令，自阴历十月一日（阳历10月24日）起，一年内禁止粮、豆输出。他根据日朝《通商章程》的规定，在实施前一个月的阴历九月一日（阳历9月25日），做了“关文”，即条约中规定的事先通告。

这就是“防谷令”。

然而，衙门办事拖拉，对公文的日期不以为然，赵秉式的关文到达外署（朝鲜外交部）时，已是两周以后了。及至外署通知日本政府，剩下便不足半个月。日本代理公使近藤真锄接到通告是在阴历九月十七日（阳历10月11日）。

赵秉式从阴历十月一日起实施了防谷令，遭到日本政府的指责。章程第三十七条明文规定，遇有天灾、大歉收，可以禁止输出。日本政府强调，咸镜道没有发生灾荒，而且预告日期还不足规定的一半儿。不过，日本政府把重点放在发布防谷令根据不足上，向朝鲜政府提出抗议。

根据日朝《通商章程》，防谷令应由朝鲜方面“通告”日本，并未特别规定需要日本同意。近藤代理公使对章程做了扩大解释，认为类似这种重大事情，需要两国协议。日本方面要求取消防谷令，处分赵秉式。

朝鲜政府终于屈服，转年年初便撤消防谷令，将赵秉式调为江原道监司。

然而，日本政府并不就此罢休，竟强迫朝鲜政府赔偿日本商人这一期间所蒙受的损失。原来是侨居的日本商人向公使馆请愿，日本外交部派来石井菊次郎和松井庆四郎到元山，调查实况，交涉赔款。

日本提出的赔偿额为日币十四万七千余元，朝鲜方面表示愿意承认六万余元。日本公使是梶山鼎介，朝鲜外署督办是闵种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