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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日公使李经方把此事向既是父亲又是外交最高负责人的李鸿章做了报告，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欢迎仪式阵仗过大，费用过重，为此人们心怀不平。”李经方有如此看法。

对于同日本对立的俄国皇太子，是否有必要如此隆重欢迎？

持这种想法的人为数不少。反对的理由主要在于俄国是日本的对立面这一点，至于欢迎费用的问题，无关紧要。李经方似乎过分着眼于日本人民对待金钱的态度。

这对于李鸿章，进而对于清廷之认识日本，却成为产生错觉的一个因素。清政府的在外使臣们依然是闭门独处，从来不深入“日本”之中，去摸摸他们的体温，闻闻他们的真正气味。

事件之后，李鸿章给闽浙总督卞宝弟的信中写道：“倭乱党爆众，大臣屡被击刺，今乃及于远客。”

自由民权运动高涨，政治结社普遍，在李鸿章眼里是“乱党爆众”。此前一年，中江兆民等人再兴自由党，板垣退助创立爱国公党。当年一月，依据保安条例，有五十四个人被勒令离开东京。两年前文教大臣森有礼被刺，这些现象，李鸿章等人认为是“乱”，从而影响了他们对日本的评价。

固然有过棍棒之雨、拳头之霰的风潮，的确是一种“乱”，但是，把着眼点盯在这上面，就会脱离焦点，产生错误判断。

这年六月，北洋舰队搞了一次访问日本的举动，日本方面似乎认为这是清廷的示威。李鸿章发表的文告说：应日本政府的邀请，特派丁汝昌前去“修好”。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定远号”“镇远号”等六舰，于六月二十六日出发，开往日本下关。然后，通过内海到达东京。

外交大臣榎本武扬邀请丁汝昌等军官五十多人，在小石川兵工厂内的后乐园举行游园会。有军乐队吹奏，气氛十分融洽。

作为答礼，丁汝昌在“定远号”上宴请贵族院和众议院议员，对新闻记者也做了招待，在日本新闻界博得好感。

《东京日日新闻》七月十四日有一段报道：

丁军门（丁汝昌）来我国，所交甚广，所招待之宾客，亦为数不少。其中尤以邀请帝国议会议员及新闻记者之举，用意颇妙。丁氏之所以如此，实为尊重代表我国民众之议员的资格，又重视发表舆论、担负社会耳目的报纸，因两者均为文明机关也。果系如此，则足见丁军门之见识颇高。

袁世凯因养母牛氏病危，急促归国，是在这年的十月八日。

牛氏死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袁世凯按例呈请停职服丧。李鸿章批示：“目前，朝鲜问题极为重要，袁世凯在彼处十年，熟知情况。现今难以他人代之。许服丧百日，其间由唐绍仪代理。”

朝鲜政府乘袁世凯离任之机，提升了朴定阳，前面已述及。朝鲜政府打算趁此机会尽可能多做一些事，如借款。

朝鲜政府向日本提出了借款五十万元，然而，谈判未及结束，服丧已毕的袁世凯又回到朝鲜。

袁世凯破坏了这次借款交涉，自不待言。

他说：“利率太高，能用更低的利率借来。”

低利贷款的地方倒是有，那就是朝鲜最不愿意打交道的对象——清政府。

然而，为了逃脱目前的困境，顾不得将来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