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山雨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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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5月。

朝鲜因东学党之乱，举国骚然。

清政府举行了一次少有的海军检阅，而李鸿章的扩充海军方案，西太后仍然不予理睬。

台湾，四进士赋诗饮酒，天下太平。

香港，鼠疫蔓延，情况非常。在稍远一点儿的南澳要塞，中法战争时期的猛将每天过着安闲无聊的日子。

日本的情况如何呢？

5月12日，召开了第六届议会，是热烈的政治季节。伊藤内阁全力防备着政敌的攻击。

政敌的攻击，有的是出于政治信念的不同，有的是出于政策意见的分歧，至于为反对而反对者，也不在少数。在反对者方面，也分成绝对反对派和有条件的反对派。两派是在反对这一共同点上联合起来的。

修改条约问题是最好的一例。

以伊藤内阁的陆奥宗光为首的日本外交当局，一直致力于修改幕府末期以来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其成为对等的条约。

教科书式的记述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明治时期的日本上下一致，为修改条约而努力。事实并非如此。上届议会中，反对政府的修改条约方针，成为一个焦点。

为什么反对修改不平等条约？

根据幕府末年的不平等条约，外国侨民可以居住在拥有治外法权的“居留地”，拥有审判、警察、课税等特权，如果缔结对等的条约，拥有特权的居留地将废除，“日本国中之外国”随即消失，外国人将同日本人杂居在一起，以平等的条件从事工商业活动。近代产业基础还很薄弱的日本人，能同经验和资本都非常充实的外国人较量吗？为此，反对修改条约的呼声颇高，远远超过赞成修改条约的意见。就是说：“把猛兽放到外面，不如依旧关在铁笼里，用特权的饵食稳住它，这样对日本会更有好处。”

可怕的不只是压迫经济生活。反对派还提出，杂居在一起，会搞乱日本固有的道德、习惯、风俗、宗教等。这一点确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日本政府已经在伦敦开始了修改条约的预备谈判，并取得一定进展。陆奥外相主张压制反对派。在他看来，幕府末期的攘夷论亡灵附在反对派的身上了。

反对派也被称为对外强硬派。他们认为：尽管有现行的不平等条约，但可以通过解释条约，把侨居日本的外国人狠狠整治一下。另外，明治政府根据开放主义、促进近代化主义，在条约以外还给予外国人以种种特权。反对派主张更加严厉地运用现行的条约，这就是“厉行现行条约论”。

安部井磐根、大井宪太郎等反政府派，结成大日本协会，极力煽动对外强硬论。

第五届议会一片混乱。在众议院，对议长不信任上奏案通过，厉行现行条约建议案提交讨论，农商务省的渎职问题也卷进来。政府用两次休会来抵制，但最后还是在1893年12月30日解散了议会。

1894年3月1日的大选，对外强硬派没有获胜。然而，他们却因此而感到危机，加强了团结。

经过解散、大选，对外强硬派的核心——国民协会的议员，由六十六名减少到三十名以下，但是，政府仍处于困难的境地。

陆奥宗光给伦敦的青木公使写信，说：

国内形势一天比一天紧迫，政府极应做出一番震惊人心的事业。不拘成败如何，须向国民明言正在进行某事，否则，难以挽回浮动的人心。不过，要震惊人心，难道能无缘无故地挑起战争吗？所以，唯一可行的，只有修改条约一事。

可见，日本政府很想搞一番震惊人心的事业。

陆奥说的是“无缘无故”的战争，至于有借口的战争，那是乐得发动的。

有借口，不，似乎有借口就行。

清政府的驻日官员们对于日本政府正在寻找较大的突破口这一点，毫无察觉。即使有所察觉，也不曾放在心上。应该说，他们是些无能的外交官。

当时中国的驻日公使是汪凤藻。

驻在汉城的袁世凯也误解了日本政府的真意。汪凤藻从东京发来的情报往往是不真实的，而袁世凯在汉城同日本使馆人员接触，得到的“日本的意图”的印象也是完全错误的。

驻朝鲜的日本公使是大鸟圭介。他兼任驻中国公使，对于朝鲜，他的观点是日清同盟论，主张日、中两国合作，改革朝鲜政治，排除西欧列强的干涉。

大鸟的日清同盟论后来竟成为一种掩盖日本真意的烟幕。但大鸟本人并无此意，他曾认为日清同盟论是最善之道。

对朝鲜的方针，东京的外交部与军部之间还未能取得一致。外交部希望实现它的至上目标：修改条约，尽可能不惹起军事行动。而军部则设想同中国如何作战，并制订了作战计划。

东学党之乱激烈的时候，大鸟正在日本，暂由杉村浚代理公使，据陆奥宗光的《蹇蹇录》记载，五月时杉村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