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1　生活在过去的埃贡（第2/4页）

他总爱说，人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有的行为是正义的，有的不是。比如一个士兵和一个杀人犯。两人同样杀人，但一个是光荣的，另一个则被处死。每当他说这些话时，我就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他不允许别人打断他或突然插话，也许他连我在听他讲话都没有意识到。他认为他是第三帝国的精英，是群众运动中一名个人主义者。在他眼中，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有机体、一个整体，作为医生有责任捍卫这个机体，使它免遭疾病和灾难，去除有病的部位，并进行研究，使这一机体对未来有所准备。他不断重复这些话。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啊！为数百万人负责，是的，为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未来负责。那时他还很年轻，几乎还没有我现在大。我问自己，我该如何表示？被委以如此重任——对于一个年轻的科学家来说，还能再要求什么？你对民族社会主义随便有什么看法，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建立在医学的基本原理之上。诸如种族、民族、居住空间、种族卫生、种族保护以及种族哲学等概念是毫不含糊的。没有医生，任何新社会都不可能建立。这些结论基本上反映了我父亲的观点。

我自然不是新纳粹分子。我甚至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些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希望恢复那些日子，肯定是愚蠢的。那将意味着，我也想看到再次失败。这个体系的失败不在于思想，而在于执行。嗯，或许也在于某些思想，但不是根本思想。每当我听到有人对纳粹时代不加区别地一味攻击，便要予以反驳。在学校时，我常常是唯一一个如此介入的人。我们有个历史老师，自称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他在战时不过是个孩子，如今法西斯主义不复存在，对他来说，反对法西斯并不难。这不会危及他的生命。开始时我在学校总是一言不发，心想，让他说去吧，我心里明白。但情况越来越糟。如果他说的是事实，那我们德意志就是一个罪犯加疯子的民族。我们现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以前的敌人，现在已经成了我们最亲密的盟友。

有一次我们写作文，题目是《医师之职在民族社会主义罪行中的作用》。我心说，正中下怀。我不能让他们说父亲的坏话。我写了一篇捍卫医生的论文，用的论据都是从父亲那里听到的。你简直无法想象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被叫去见校长，我的父母也被叫去。他们吓唬我说，要开除我，要把我父母报告当局，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但是他们找不到论据反驳我，他们指责我是新纳粹分子。真是奇怪。几年前，你要不入党连邮差那份工作大概也找不到，而如今党员这个词被用来骂人了。后来他们用各种狡猾的问题引我上钩，问我是否同情土耳其人，是否参加了什么组织，是否在墙上画纳粹的“卐”。我决定一言不发，我做到了。我一个字也没说。只是当他们问我父亲是否在幕后指使时，我发火了。我有自己的头脑，我对他们说。然后又缄口不言。校长办公室照例给予训斥，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一天晚上，父亲和我谈话，也许这是我一生中他唯一一次和我平静地说话，而且不是应付我。他两眼直视着我，我和他面面相觑。那是激动的时刻，可他没有对我发火。相反，他尽力向我解释，如今像我那样的观点是不能公开发表的。他批评我，但我却觉得他为我自豪。

战后他不再当医生。几个朋友在制药厂为他谋了份差事，他做这个工作一直到死。他把专业也改了。有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就说是搞研究的药剂师。我想他是耻于身为医生而不能行医。

我们一直住在柏林。我在那里上学。我盼着快点毕业，打算专修内科学。这是我最感兴趣的。我姐姐也住在柏林，她是教师。她以前结过两次婚，有一次甚至嫁给一个犹太人。她经历和尝试的那些事啊！而我完全不同。我们彼此已失去联系。我盼着有一天我不用再见到母亲或者她。

我们只在圣诞节见面。即使在这种时候，她也找碴儿攻击我。我已不再回击。进医学院不久，我就加入了一个致力于捍卫德意志精神的学生团体。我们想保留过去积极的东西，为未来做好准备，使我们再次为身为德国人而自豪。我们每周二开会。我们不是一个战斗性的学生组织，那对我们不合适。我们不想生活在博物馆里，也不想做博物馆馆长。我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建立一种新的民族特性，一个自豪的、不需要借助独裁、至少不要像民族社会主义那样的德意志民族。那时候，重要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影响，否则我们现在大概也是东方集团中的一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