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出生太迟也是一种不幸（第2/6页）

你想过没有，你和你的朋友是否在对别人的轻蔑和怨愤中活得太轻松了一些，而从长远来看，这些或许还不够吧？

此致

迪尔克·库尔

于雷姆沙伊德

我也收到了同样的一封信，请我转交给斯特凡妮。

另外，本书出版后不久，在法兰克福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评论》上，发表了瑞士著名作家阿道夫·穆斯克的一篇文章。文章题为“出生太迟也是一种不幸”，这是针对赫尔穆特·科尔总理访问以色列时的讲话有感而发的。科尔曾讲道“出生太迟是一种幸运”，意指因为他的年龄，他没有卷入纳粹的罪行。科尔的说法显示了德国存在的一种无辜感，各种政治团体和政治学家试图用它来定义新近出现的德国的自我价值观。

阿道夫·穆斯克的意图是检验这些德国新人的教育情况。他以对十九岁的斯特凡妮的采访为起点，尤其注意她对学校中种种事情的叙述，以及她的老师对第三帝国究竟有没有那么糟糕一类挑衅性问题的反应。

穆斯克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老师是否利用纳粹时代的恐怖，作为威吓儿童的大棒。战争期间或战后不久出生的老师，成了恐怖的转述者，在此过程中，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自己也负有责任。他们据称都是好人，是正派的人。其中一些人甚至将自己置身于纳粹时代受迫害者的行列，只因为他们现在与政府对立。他们认为，那些在核能源、裁军、环境污染一类问题上与他们意见不合者，通通抱有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观念。如此一来，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即认为凡今天持不同见解者，“那时”也必定会是受迫害者出现。今天在德国，人们因政见的不同就可以被纳入“受害者”和“害人者”两大类。

许多老师认为自己属于潜在的“受害者”一类。因此，他们在描述纳粹时代的历史时，将它当作了对他们此时此地的潜在威胁。在这一场景中，学生如果不去谴责他们从纪录片上看到的东西，就成了潜在的“害人者”。所以教师断言，他们自己永远不会同害人者为伍，而学生却有此可能。

阿道夫·穆斯克得出结论说：“教师希望学生不要质疑有关奥斯维辛的官方结论，而学生却认为，老师剥夺了他们行动的自由。”

学生认为，他们和老师有同样的权利，可以将自己看作是不曾参与的一代。他们越来越坚决地、而且往往是下意识地保护自己，反对学校以纳粹罪行向他们施加压力。他们时常故意显示自己的冷漠、残酷，甚至去同情害人者。但他们的目标是刺激别人，而不是成为新纳粹主义。

《明镜周刊》的一位编辑将采访斯特凡妮的报道拿给他十八岁的儿子看。儿子的反应令他震惊。他说，班上有一半同学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在德国，本书引起的反响大都集中在对斯特凡妮的采访上。在无数场合，四十岁到五十岁的男女们纷纷询问，他们做错了什么，以致青年人对纳粹时代如此宽容。考虑到今天的老师和教育家们，无不认为自己与法西斯主义不共戴天，情况就更加令人困惑。教师中的绝大多数，在动荡的六十年代，自身也是学生。受到学生运动的影响，他们坚信，不仅他们自己与前人有别，而且他们在实行教育时，也与前人有别。

讨论中，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继续给青年人放映关于纳粹罪行的影片，督促他们阅读有关书籍，带领他们参观集中营，究竟还有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应不应该仅仅把第三帝国的历史归结为屠杀无辜百姓的历史。一些人说，应当有勇气谈论那时的热情，谈论战争结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失败而不是解放的所有那些人。

战争结束四十年来，教育家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时成年的人们抱怨，他们年轻时，人们对纳粹时代几乎只字不提，而今天的青年人却抱怨，他们听到的一切，都不外乎他们曾经是、而且现在可能还是一个遍布凶手和从犯的民族。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常常提到本书中安娜讲过的一段话：

当然，我知道曾有过集中营，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这些都是老师讲的，但老师还讲童话，像《小红帽的故事》。我们在学校里读到十字军，再大些，又读到法国大革命。后来，我们又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毒气室。但看在上帝的份上，有谁告诉过我们，我们自己的父母也卷了进去。

战后的两代老师和教育家否认一切共谋嫌疑和罪责。前一代人回避德国历史上的这一章，因为他们是在纳粹政权下长大的，他们将这些岁月简化为一堆日期和战事。后一代人将战争的恐怖作为他人罪责的证据，并用来表明自己的无辜，但这样做，却忽略了人们会担心或疑虑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可能积极参与了纳粹的罪行这一问题。战后的德国人不能指望从任何地方求得帮助。父母们或者保持沉默，或者不讲真话。老师们或者对此轻描淡写，或者苛责当时所有活着的人。而官方机构，本着它们惯常的客观和超然立场，声称调查一个家庭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