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出生太迟也是一种不幸（第3/6页）

本书出版后不久，我收到了大量措词几乎相同的信件。写信人三言两语，讲述了他们父母的历史，然后说父亲不久前死去，只知道他加入过党卫军，从没有问过他，但他们现在很想知道父亲究竟做过什么，他们希望了解德国是否保存了档案或有一个文献中心，可供他们查询父亲的更多情况。许多人极为担心，生怕自己的父亲不是他们通常自称的普通士兵。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因为那个时代的恐怖情景可能与他们的父亲有直接联系而极度焦虑，当然，他们希望得知父亲没有做任何事情，但他们仍然想要知道真相。

当然，也有其他声音。《明镜周刊》登载了大骂出版商和我本人的信件。还有意料之中的匿名信以及夜半打来的电话。但反面的回应毕竟不多，几乎是微乎其微的。批评性评论同样很少。奥地利萨尔斯堡的一家小型日报否定了本书，理由是它的矛头指向了在这场集体罪行中没有责任的无辜青少年。

但无论如何，这并不意味着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遍反应是绝对积极的。大多数评论家似乎过于多虑或过于谨慎，不想暴露他们的真实情感。也有人沉默不语，这是一种很有趣的反应。虽然奥地利过分积极地参与了党卫军指挥的集中营和其他灭绝中心的活动，但在奥地利，对本书的反应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沉默。尽管本书引起了各地，尤其是欧洲的极大兴趣，并被翻译成几乎每一种欧洲文字，奥地利的新闻记者却始终不予理会。除了前面提到的在萨尔斯堡招致的批评，没有一家报纸、电台或电视台提及本书。压迫机制至今在奥地利有效运转。在德国，各种讲座和讨论会邀请纷至沓来，令我穷于应付；而在奥地利，只安排了两次这类活动。两次都在格拉茨，第一次最多只有二十人参加；第二次定于同日下午在一个青年活动中心与学生会面，只见到十来个人。即使是这些人，似乎也是偶然到场。我后来得知，各学校根本不耐烦公告这次活动。

在瓦尔德海姆事件中显露的心理状态，此时仍在起作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生活在这个国家，撰写它的历史乃至这段历史对当代问题和“新”奥地利人的影响，却遭到所有政治派别和团体的抵制，这真使我油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

德国的反应截然不同。在无数次会议上，我有机会与新老两代人的代表交谈。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有足够的勇气，谈论他们的父母，谈论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冲突，谈论生活在可能身为杀人凶犯子女的恐惧之中意味着什么。本书的题目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德国的战后一代，正在试图解决罪愆与责任问题。几十年来，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父母不认为应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但他们，“无辜者”的子女，往往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明镜周刊》刊载了乔尔格·科珀写来的一封信。他今年十九岁，住在不伦瑞克。他在信中说：“我的祖父母是法西斯分子，我感到愧疚。我愧疚的是，在纳粹统治已经结束四十年后的今天，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如此嚣张。”

有人指责我不给德国新一代人以机会，还要他们对其父母的行为负责。我试图向我的批评者表明，本书的题名不是我的主意，它出于我的采访对象。不是我要给这一代人强加罪名，是他们自己感到有罪。那些坚称他们没有责任的人，其态度之激烈，足以证明罪责问题给他们带来了何等沉重的负担。无论他们接受还是抗辩，他们的父母可能卷入纳粹罪行的问题，都是战后一代人寻求新的身份认同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父母一代在纳粹时代之前和纳粹时代期间所受的教育和他们对权威的顺从，有助于解释他们与战后一代人之间的巨大区别。为了理解这些四十岁上下的人和他们的子女，让我们回忆一下他们的父母受到怎样的教育：

向这一代青年人（希特勒1938年说）讲授的一切，只应是如何像德国人一样思维，像德国人一样行动。这些十岁的男孩会进入我们的组织，四年后，他们又会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这里，他们会经历四年的锤炼。我们不会把他们交给旧阶级和争权夺利者，而会把他们立即带入党内，带入劳工阵线，带入冲锋队或党卫军，进入民族社会主义机动兵团……他们此后一生都不会离开我们。

元首这样来论述他对德国青年的教育方针：

我的教授法是严厉的。必须根除脆弱。在我的要塞中成长的青年人将令全世界恐惧。我要青年人野蛮、冷酷、崇拜权力、无所畏惧。青年人必须具备所有这些品质。他们必须能够忍受痛苦，不应有一丝一毫的软弱和温情，他们的眼睛里必须再次射出自由、威严的猛兽的目光。我希望我的青年人强健、英武。……这样，我将能够创造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