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神坛的洪秀全（第2/4页）

1844年10月，受不了贫困生活的宗教领袖洪秀全便离开广西回花县老家，一腔热血的冯云山独自留下来，辗转到达“山深地僻”的紫荆山区，开始了其艰苦卓绝的宣传教义、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他白天教书，晚上手提火把，翻山越岭，串村走寨，宣传拜上帝教，发展会众。那些耕山烧炭的山民对他也十分信服，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发展了山区农民、烧炭工3000余人，培养了杨秀清、萧朝贵等一批骨干分子。

洪秀全离开广西回老家是否是为了关门创作，闭关修行，整理修订自己的拜上帝教，不得而知，但是1845年至1846年间，洪秀全在家乡的确写下《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改邪归正》等文章。而这时的洪秀全对基督教的认识，也还仅仅来自于对《劝世良言》的自学及领悟，正是这种对基督教教义的简单的理解形成了他拜上帝教的基本思想。

可能是洪秀全意识到《劝世良言》里的许多矛盾和错误，或者也可能他需要更高层次的理论修养，1847年春，他来到广州，找到了美国新教传教士罗孝全127。在这里，洪秀全才有机会读到了中译本《圣经》和其他一些基督教书籍，接触了不少基督教人士，听了他们比较系统的讲道，这使洪秀全大大丰富了“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方面的知识。他在广州的事情，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写得很有意思：

然后他就准备去学习新教教义，他还真找了一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了几个月，然后就要求受洗。当时的程序是这样的，信徒先要信教，然后提出受洗要求，此时教会又会考验他几个月，考验通过以后才能为他施以洗礼。罗孝全在跟洪秀全交流的时候，发现这哥们有点奇思妙想，挺不规矩的，于是就犹豫了一下，拒绝为他施洗。要知道当时的信徒大多是像梁发这类人，文字都不太通，更多的人还不识字，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识字、还曾考过试的人，应该属于教会的人才了，但是这个传教士居然不给他施洗，于是洪秀全就生气离开了，从此自立一个教，自己传教去了。128

这一段里可能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点就是罗孝全觉得洪秀全“挺不规矩的”，先入为主的《劝世良言》可能和正统的基督教思想产生了冲突，没被罗孝全纠正过来，或者罗孝全发觉洪秀全要求受洗有一种功利主义的目的，以利于增强拜上帝教的说服力，总之，并不像一个真心信教的教徒；第二点就是“从此自立一个教，自己传教去了”，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四年前就创立了，后来的传教事业只是被暂时放弃了，这次被拒绝只是为他回广西传教增强了决心而已。

1847年7月，洪秀全再次回到广西与冯云山会合，面对冯云山开创的大好局面，洪秀全喜出望外，尤其喜的是冯云山在传教过程中，把洪秀全塑造成了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使群众人人都知道他们的救世主洪先生，大家也都企望他们的领袖的到来。洪秀全那“端庄威武”的容貌，“疾恶如仇”的性格，以及“斩邪留正”、“共享太平”的主张，深入会众人心，因此，对洪秀全“奉之若神”。

1847年冬，洪秀全、冯云山在桂平带领会众捣毁庙宇，引起了地主豪绅的不满，并以“聚众谋反”的罪名将冯云山扭送县衙。洪秀全为了营救冯云山，返回广东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申诉，要求释放冯云山，结果是徒劳碰壁。1848年5月在杨秀清的领导下，通过贿赂的方式，营救了冯云山。

1849年7月，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起重返紫荆山。这时候，正值广西灾荒严重，饥民遍地，拜上帝教也在和地主团练的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面对着大好革命形势，洪秀全和冯云山立即命令各地会众“开炉铸铁”，“明打犁耙，暗打刀枪”，拜上帝教进入了起义准备阶段。

1850年，洪秀全发布“团营”号召，各地会众纷纷向金田集中。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阴历十二月初十），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称“太平王”，后改称“天王”。

有的学者说，“洪秀全从一个传统儒生变成儒家文化的叛逆者，具有很大的偶然性。”129然而这种偶然性却是发生率极高的。

洪秀全走向神坛，既有偶然性，同时也是带有历史的必然性的，当然我们的教科书都说这是因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宏观经济政治形势发展形成的，然而我却认为这种必然性却可以从更微观的角度去解释。

造反者大抵可分三类：

一类是逼上梁山的。这一类型的主要特点就是随着现存环境给他的压力不断加大，超过了他的心理底线，愤起而反之，正如吴思在他的《隐蔽的秩序》里讲的U型反转。其代表人物就是林冲，一个安分守己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父亲是东京的提辖官，岳父也是禁军教头，有一个貌美的妻子。正是因为太尉高俅之子高衙内垂涎林冲妻子的美貌，多次设下毒计要置林冲于死地，万般无奈之下，本心希望在体制内生存的林冲在一个风雪之夜投奔梁山落草为寇。林冲虽是小说虚构人物，但却是现实人物的归纳总结，此类造反者是造反者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