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都是自己划出来的

任何革命都是对原有社会秩序的破坏，都会形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威胁，因此，任何革命都会遇到敌对力量的反对，并且这种反对的力度是跟他们所受的利益侵害的程度成正比的。

一场革命能否成功的根本在于它是否是用大部分人的利益去冲击少部分人的利益。

一个革命者要想革命成功，最根本的办法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然而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自己的选择了，看他如何界定自己的“敌人”，如果他自己把敌人界定得过宽，那就是把更多的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他的革命只能是拿“鸡蛋去碰石头”。

太平天国运动历经十四年，纵横十八省，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但是最终失败了。总结一下他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不懂得扩大“统一战线”，而是直接把最大量的群众变成了自己的敌人。换言之，是太平天国自身革命的那种“彻底性”与狭隘性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的覆亡。

第一，谤儒，使得它把知识分子阶层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求之不得，因妒生恨，落榜生洪秀全在乡塾中，当着学生的面，砸碎了孔子的牌位。孔子的地位不是一天形成的，从大一统的汉王朝建立后，就越来越高，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孔子一步步被神化了，隋唐封孔子为先师先圣，元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朝封孔子为至圣先师，到了清朝，孔子又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地位随着中国专制程度的加深，一步步被神化。与这一神化孔子紧密相连的是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而洪秀全因为自己考试不成就要毁了这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事实，的确犯了“左派幼稚病”。

第二，灭佛，使得他把数百万之众的佛教徒及无数的信教群众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这下得罪的人不少，要建立皇上帝一神的统治地位，最大的宗教对头就是佛教，据康熙六年（1667）礼部统计：各省官建大寺6073处，小寺6409处；私建大寺8458处，小寺58682处。寺庙共79622处，僧尼合计118907人。136大量存在的佛教寺院及僧尼是太平天国打击的重要对象，“称寺庙为妖庙，神佛像为大死妖”，太平军“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所到之处，“寺观庙宇，或焚或拆”，“神佛像非毁坏即搬去”。佛教自汉朝传入中国一千八百多年来，虽经过多次灭佛运动，仍然不断发展，成为中华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大量存在的僧尼支撑着的是无数的信教群众，在他们那里，烧香、念佛、做法事已经成为生活的一个部分。太平天国对一切宗教的打击，真正割断的是中国的文化传承，必然受到人们的强烈反对。

第三，取消家庭与私产，导致了太平将士的极大反感。在起义之后，太平军即实行男女分离制度，“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虽然这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虽然这曾一度极大增强了太平军的战斗力，但是这种规定却是违反了现实的人性的，以致后来根本无法实行，甚至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在太平天国中，男馆女馆“规矩森严，不敢或犯”，“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冬官丞相陈宗扬忍耐不住，夫妻同宿，两人一同被斩首；秋宫正丞相卢贤拔，与其妻团聚两天，革爵治罪；萧朝贵父亲在去长沙途中“私招朝贵之母同卧”，也被萧朝贵“斩其父母警众”137。违反人性的夫妻隔离，弄得人心涣散，对高官“腐败”的严惩带来的不是条令条例的坚决贯彻执行，而是大量的官员借到外地出差之便而潜逃，涤浮道人的《金陵杂记》中说：“城中被掳男女，无时不思逃窜。”在天京居住过的张汝南在《金陵省难记略》中也说，“少顷，又传男行女行之令，令男女分馆，驱即行，见人家小儿，抢去做义子，名曰带崽，于是父母弟兄妻子立刻离散，家业顿抛。有请缓颊至，来日遵行者，遂于夜间或阖室焚烧，或全家自缢，或近河塘牵连投水，纷纷无数。”逃亡自杀者是否如此之多，是大可怀疑的，但终究不能完全否定有这样的事实。甚至连杨秀清也不得不承认，“在尔民人，以为荡我家族，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为之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138

事实证明，取消家庭在传统社会家庭观里并没有生存的空间。由于广大群众对于长期取消家庭和禁止性行为的不满，迫使这个制度终于无法继续下去。先是1854年12月开始松动，让蒙得恩等几个高官在女营选美女多人为妻妾，继而在1855年春全面放开，准许夫妻同住、青年男女婚配。但有两条原则：一是“大员妻不止，无职之人只娶一妻”；二是婚姻由男女“媒官”主持分配，15-50岁均在分配范围内。虽然这一规定比先前有所进步，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并不比它所反对的买卖婚姻更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