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与“发现”

说中国古代没有“社会主义”学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说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学说的存在基础则是让人不可接受的。

《道德经》中有：“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礼记·礼运篇》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份，女有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有着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特点”的社会理想，而这种社会理想在后世又不断地被继承、发酵，成为中华文化中不可割离的一部分。

晋陶渊明深受道家影响，他在其《桃花源记》中这样描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麻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里所表述的乌托邦式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遗忘不掉的角落。

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过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述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同时构想了一个无国家、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在那里，政府民选，无家族，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

中国的古人是具有浪漫主义的情怀的，对未来社会的表述同样是这样，这就使得中国古代为实现这种浪漫主义的情怀的努力不甚了了。它仅仅是一种理论，甚至连理论都不是，因此与实践并无关系，正如康有为，其大同书中的价值观并不真实地体现在他的现实生活中。

一百二十多年前，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在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中这样描述中国人性格中的一种，“对中国人来说，侵犯他们的风俗习惯就是侵犯了最神圣的领域。这不是中国人才有的本能，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值得重视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所乐意为之献身的信仰却是一种他们所不了解、并且不用以规范自己生活的信仰。”505此论述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不能不说他的确挖出了中国人性格中的一个方面，这就是信仰只能是谈谈而已的面子上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思想火花对于改变中国社会现实，并没有太多的实践意义。

真正作用于现实的未来“社会理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他不仅仅当作一种社会理想，而且被当作一种社会改造的理论。

1875年日本人福地源一郎为翻译英文society一词而在日语里首先创用了“社会”一词。1878年，他又将英文socialism翻译为“社会主义”。

中国学者在翻译socialism时曾使用过“索昔阿利司”、“安民新学”、“养民学”、“人群之说”、“人群主义”等不同的翻译方式，1902年9月25日梁启超从第18期《新民丛报》开始，把当时日本人通用的“社会主义”一词移植过来。从此，“社会主义”一词在中国书刊中逐步得到使用并统一。

社会主义来到中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推销来的，也没被介绍者所提倡，其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一种学术理论被知识分子认知。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这句话，为我们现代中国人所熟知。正是十月革命的推动，中国知识分子才开始并不仅仅只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学术思想，而是作为一种社会改造的理论，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开始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就是最突出的一个，认为社会主义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并断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胜利。”他不但在报刊发表大量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而且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课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比李大钊大10岁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是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宣传者，赞扬十月革命，强调阶级斗争，与反马克思主义进行论战。

从李大钊陈独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种学术思想，而是一种政治信仰，它开始作用于现实社会。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是这时的陈独秀则明显更激进，他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