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后的新问题

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与其弟弟邓垦有一段谈话：“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754邓小平是有洞察力的，正如他所言，发展起来的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问题一，农民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推动了粮食产量的迅速增加，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由30477万吨上升到37911万吨755。在这一阶段，农民的收入增长是较快的，从1978年的133.6元长到1985年的397.6元756，增长2.98倍。但是到了1985年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生产力的刺激作用逐渐消失，农业生产量止步不前，另加上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放缓，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1997年—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分别为4.6%、4.3%、3.8%和2.1%，757连续四年一直处于“走下坡路”的局面。

虽然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但毕竟是增长的，按理说，农民的生活还是在一天天好起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跨入新世纪的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增反降。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呢？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医疗。八九十年代的农民看病是没有单位报销的，由于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导致农民医疗费用的暴涨。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倍；同期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758甚至有不少先富起来的农民往往因一场大病而又重新陷入贫困的状况。2003年，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患病群众48.9%应就诊而未就诊，29.6%应住院而未住院，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759

第二个，教育。除看病外，农民的另一巨额经济负担就是教育。汝信、陆学艺等主编的《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称：“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学生，从小学到高中要花费3.5万—5万元之间，大学本科要花4万—5万之间，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大约要花7万—10万元。在农村，有许多孩子因缺钱失去了上大学完成学业的机会。沉重的教育负担压制了农民的消费能力。”760

第三个，税费。从总体来看，1993年，全国农业各种税费为125.74亿，1998年增加到398.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54.6亿元。761然而这仅仅是小数目，平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并不多，而真正分配到每个农民头上的绝不仅仅是这些。2000年3月，37岁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致信总理朱镕基，反映湖北农村的突出问题，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762

跨入新世纪的农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况呢？做过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描述了一个凄惨的画面：“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地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必须贴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泪钱。”763不仅如此，甚至还发生了基层干部登门要钱、要粮、要命（计划生育）逼死人的恶性事件764。

李昌平在信中尖锐地指出当时监利农村的七大问题：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并最终概括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76510月，被赶走的李昌平在媒体呼吁：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