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马士英定策

史可法要找的这个人乃是凤阳总督马士英。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初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年间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崇祯五年（公元1635年）擢右佥都御史、宣府巡抚。在宣府任上，因行贿被人告发，坐遣边防，不久流寓留都南京。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李自成、张献忠所部农民起义军的气势延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马士英得以起用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州、风阳等地军务。

重新入仕的马士英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该年，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巡抚王汉率兵讨伐身亡，崇祯命马士英率军进讨。

马士英驱兵前往，连战皆捷，进而筑长围困城。

刘超为河南永城人，与马士英是旧相识，出城请降。马士英疑其有诈，待刘超甫一出城，便夺其佩刀，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掉城内叛军武装，将刘超捆绑成一个大粽子，献俘朝廷。

马士英此事做得干脆利落，得到了崇祯帝的高度赞赏。

也从这件事看出马士英办事有勇有谋，反应快，善机变。

当然，史可法找马士英商量定策大事并非是借重于马士英的谋略和机变，主要是因为马士英同样是手掌兵权的督师文臣，其直接节制着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总兵，若是得到马士英的支持，无疑会取得这几支军队的支持。

在前往浦口的路上，史可法已经琢磨出了一个折中之计，即既不立福王朱由崧，也不立潞王朱常汸，而立远在广西梧州的桂王朱常瀛。

史、马密商的过程是愉快的，结果也是史可法所希望得到的。

史可法说：“不管是论血缘还是论贤明，桂王都是最佳人选。”

马士英快人快语，答：“立桂王也很好，但必须从速。”

马士英这么配合，是因为他没料到自己会在史可法心中占据这么重的分量，有些受宠若惊，无论史可法说什么他都跟着附和。

因为太过于激动，马士英还想马上邀请南京各衙门官员齐赴浦口，以做成拥立桂王的事实。

史可法考虑到马士英所任的凤阳总督不过是地方高级官僚，无权召集朝廷大臣开会，没有答应。

饶是如此，史可法还是在第一时间内从浦口给南京高级官员发回一封亲笔信，直陈定策意见：“既然立福王、立惠王大家都有争议，不如二者皆舍而改立桂王吧。”

为了照顾到东林人士的情绪，史可法又郑重其事加了一句“至于潞王，可以仿古代兵马元帅的制度由他统天下兵马”。

对于这个折中方案，南京的钱谦益等人并没有太大的意见。在他们看来，只要不是立福王朱由崧，一切都不是大问题。

但要立桂王，就必须从理论和道义上彻底否定福王。

于是，史可法给福王定下了“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的调子，剩下的事交给钱谦益等东林党人进行完善和补充。

这样，众东林党人士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对福王进行操行评定。

这个说福王朱由崧“在邸不类事”，那个说福王朱由崧“非天子器”。

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钱谦益等人最后总结出了福王朱由崧有七条不可登位的理由，即：“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提交给史可法。

实际上，给朱由崧冠以“七不可”的恶名，进而说他“不类事”，多为凭空捏造。

的确，老福王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深受万历帝所爱，封藩时得到了远远丰厚于其他藩王的赏赐，以至于民间流传有“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的说法。

不过，明成祖本身是由藩王举兵而取得帝位的，对藩王的防范就特别严苛，专门为藩王制定了许许多多不合人情的条令，有些甚至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了。比如说，亲王封国后非奉诏不得进京，且必须老老实实待在封地的百里之内，不得擅离封地，而且不能出现二王相见的现象。有违上述条令者，即革为庶人，发往凤阳高墙圈禁，同行之人，一律发往极边的卫所充军到老死。宗室有居住乡村者，虽百里之内，也必须每隔十日到地方衙门签名报到一次，但凡一次不到，就定罪议罚。还有，宗室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不得干预百姓的生活，所谓“仕宦永绝，农商莫通”……

正是在这些变态的宗藩条例的钳制下，大多数宗室蜕变成为被软禁于封地内不农不仕、啖民脂膏的造粪工具。

所以，以“不类事”来否定朱由崧，多少显得牵强。

另外，所提到的“七不可”到底是不是事实，也很难说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