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耳曼人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

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开始，[467]经过10个世纪的努力，古代日耳曼的气候变得更温和，土地也更为肥沃，在同样面积的地区内，目前可以轻易维持100万农夫和工匠的人口，过去却无法用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供应10万名懒惰的战士。[468]日耳曼人将广大的森林弃而不用，除了狩猎以外，其余大部分的土地用来放牧，只有剩下很小的面积，进行毫不在意的粗放耕作，这样做之后却还埋怨国土的欠缺和贫瘠，无法维持为数众多的居民。他们没有维生的技艺，经常发生饥馑，只有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青年迁移出去，[469]减轻民族所遭遇的灾难。文明人拥有财产和享用财产，才能与国家的进步产生密切的联系，这是定居在一块土地上的有力保证。

日耳曼人随身携带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牛群和他们的妇女，欣然放弃沉静的森林，抱着无穷的希望去进行抢劫和征服。人数庞大的群众从这个民族的大熔炉中一拥而出，因为害怕被外人所奴役，他们的后裔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使得这种向外迁移的现象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有这样一种学说经过渲染逐渐成立，声誉卓著的学者也表示赞同，那就是在恺撒和塔西佗的时代，北方的居民要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数还要多。[470]经过深入探讨各时代的人口问题，证明这些现代的智者，他们的假定不但错误而且极不可能。马里亚纳和马基雅维利固然大名鼎鼎，但是罗伯逊和休谟在这方面更有成就。[471]

如日耳曼这样好战的民族，既没有城市、文字和技艺，也没有金钱，却能够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算是在野蛮状态下找到的一些补偿。就好像我们的欲望和财产，成为专制政治中难以解除的桎梏一样，只有贫穷能使他们保有自由。塔西佗说道：

在苏欧尼族当中，财富掌握在高阶人员的手里，因此他们臣属于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对人民毫无信任，甚至不让他们自由使用武器，就像通行在日耳曼其他地区那样。他们既不将武器交付给公民，也不交付给自由人，而是托付给奴隶。他们的邻居赛东尼族，人民的地位比奴隶都不如，全部要服从一个妇女的命令。[472]

在提到这些例外事件时，这位伟大的历史学者非常清楚政府机能的一般理论。我们唯一感到困惑的是财富和专制，用什么方法才能深入北方的遥远角落，浇熄在罗马边境熊熊燃烧的大火。再来是那些丹麦人和挪威人的祖先，他们的后代以顽抗不屈的精神著称于世，怎可能如此听命于人，放弃日耳曼人自主不羁的伟大个性？[473]或许，在波罗的海海岸的某些部落，虽然没有完全放弃个人的权利，但却承认国王的权威。不过，在日耳曼大部分地区，政府采用民主政治形式，与其说是经由普遍与明确的律法决定，不如说是由血统、勇气、辩才和迷信所形成的偶然优势来加以制约。

日耳曼人最初的理念是为了共同防卫而采取自愿参加的联盟方式成立政府。为了达成目标，每个人必须舍弃私人的意见和行动，服从大多数参与人员的决议。日耳曼的部落满足于这种粗陋而自由的政治社会架构，一个双亲都是自由人的青年，成年时被引入同胞所组成的会议，被很庄严地授予矛和盾，成为军事共和体制内地位平等而能发挥作用的成员。部落的战士会议，在固定的季节或突发的危险状况下召开，会议议题包括有关防卫措施的检讨、官吏的选举以及和平与战争的重大事务，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最后再做决定。有时这些重要的问题会事先经过审慎的考量，在特别推选的部落酋长会议中再提出来讨论。官吏可以审慎地思考，然后用言语说服参加会议的人，而人民只能参加表决和贯彻执行。日耳曼人在下达决心时，不但快速而且会运用激烈的手段。蛮族习惯于肆无忌惮地发泄情绪，逞一时之快而漠视未来所产生的后果，心中满怀愤怒，表现出藐视的神色，根本不理会法律和政策的约束，常用毫无内容的牢骚话，表达他们对懦弱商议的不满。等到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家，提议大家要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奋发图强，不论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还是要从事危险和荣誉的行动，全体都会用矛敲击着盾，发出巨大的响声，以表示对会议的热切赞美。日耳曼人经常随身携带武器来开会，此时最值得担忧的就是心志不坚的群众被不合的言辞和大量的饮酒所催动，拿出武器来宣示他们愤怒的决心，并且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波兰的议会经常发生流血事件，逼得人数众多的党派屈服于狂暴而激情的小组织。[474]

日耳曼人在危险的时刻选出部落的领袖，要是局势非常严重而急迫，几个部落可以共同推举一位将领，最勇敢的战士会受到提名，以身先士卒而不仅是发号施令的方式来指挥同胞投入战场。他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但还是难免遭人疑忌。这个权力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止，日耳曼部落在平时并不承认任何最高领袖，不过，在一般的会议上会指派“诸侯”[475]，负责在各自的区域之内执行法律，也可以说是调解纠纷。在选择这些行政官员时，家世和功勋同样的重要，联合政府会派给他们卫士及一个百人议会。早期的诸侯享有卓越的地位和荣誉，罗马人会用合法的头衔来向他们表示敬意。